【视频】| 多位美国总统推崇孔子教诲 儒学在美国-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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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世纪以来，孔子文化及儒家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形成了兴盛百年的“中国文化热”。美国学者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事实上，这不但指出了孔子儒学如何转向美国的事实，也证实了即使是“大熔炉”般强势的美国文化，也曾深刻地受到孔子文化的影响。但是，美国中国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从一开始美国中国学研究就注重先秦思想史的哲学思辨研究。
孔子思想传入美国大约在十八世纪末，比欧洲晚约一、二个世纪。开始也是靠传教士，他们在传教活动中深感要在中国立足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因之在早期来华传教士中涌现出一批汉学家，这批汉学家同时也把孔子思想传到了美国。进入二十世纪后死亡轮回游戏，有关孔子思想的研究，随着美国对华政策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加强。增设了研究机构，哈佛燕京学社、太平洋学会美国委员会等都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设立了各种基金会，以提供研究资金；扩大了研究队伍：大量搜集中文资料，甚至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中国文献古籍。
儒学在美国的故事
西方各国对儒学的认知，最早应推欧洲，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纪。又过了五个世纪，才到美国。但美国独立之初，在其开国元勋之中，倒是不乏对孔夫子很尊崇的人。有学者研究过，譬如亲手拟就美国《独立宣言》，也是日后美国第三任总统的杰斐逊，第二任总统亚当斯，以及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还有在美国独立战争宣传事业中享有盛名的潘恩等诸人，都对孔子的教诲甚为关注与推崇。此无他，盖刚诞生的美国既要与英国的现行制度决裂，又要强调自由不可没有道德的基础，所以认为来自东方孔子所着重的私德(仁、义、礼、智、信)以及公德(“为政以德”)的教诲，特别为当时美国新兴国度之急需。
上面提到的第四任总统麦迪逊，据说他家里还供有孔子的画像。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他1801年就职演说时，还特意提起孔夫子在德育上的训诲。另外一位向来以立言、立行而为后人尊称为“美国精神典型”塑造者的富兰克林，也推崇孔夫子的德育教导，认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尤有甚者，潘恩甚至将孔夫子与耶稣基督、苏格拉底相提并论。
美国独立战争以至美国开国初期，其时相当于中国清朝的乾隆与嘉庆年间。那时候美国与中国并无来往。以上这些美国开国元勋与名人们，如何得知孔子与儒家思想，似乎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据了解，杰斐逊对法国启蒙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甚为景仰。而伏尔泰本人则极为推崇儒家的道德教诲，认为孔夫子应名列于世界万圣之中。杰斐逊总统就职演说中有关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可能是受到伏尔泰的影响。
儒学在美国民间究竟什么时候才受到广泛认可，几乎没有人能够具体作答。一个自称是“民间百科全书”的网站，居然声称其时间应在1849年的“采金浪潮”之后cf小草辅助。它的解释是：由此浪潮带来的华人移民，把孔夫子的哲理带到美国。另外一种说法是，儒学传到美国与“先验哲学”的兴起有关。这是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美国东部的一个哲学运动。其动力来自对当时哲学界“理智主义”与“唯灵主义”两个偏向的不满与批判。它的中心思想建筑在反对基督教“原罪”信仰之上。“先验哲学”认为，人性本是原善，而因后天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而腐化。这恰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吻合。
先验哲学也被哈佛神学院采用，作为“唯一神学”宗派的基本学理，也是美国“唯一神论教派”(Unitarian Church)传布之中心教义。这一哲学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向往，可由该学派两位知名学者的笔下看出：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与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据说，这两位哲学家兼文学家都看过别人写的对孔夫子的介绍，然后再读了《四书》的英文翻译本，很受启发。从他们的著述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风韵。
今年刚出版的由马太·佛斯特(Mathew A.Foust)执笔的巨著《儒学与美国哲学》(Confucianism and American Philosophy)，是我所知道最有系统，也是最完整将儒学与美国哲学加以比较的著作。
佛斯特语出惊人，将杜威称为“孔夫子第二”。这是因为孔子与杜威均特别注重经验与传统对于知识与社会风尚的关联性。
在美国，有所谓“波士顿儒学”，一般猜想这是儒学与波士顿实验主义相结合的结果。另外有人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几位笃信儒学的大牌学者正好都是在波士顿地区大学任职的关系：譬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波士顿大学的John Berthrong及Robert Neville等。
二十世纪初，儒学在美国学术界逐渐抬头，也许与“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CLS)的资助有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该协会有感于美国对中国的了解甚为缺乏，于是开始拨款赞助对中国之研究。一时在各名校培养了若干未来的汉学家人才。譬如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德克·巴德(Derk Bodde，1909—2003)。值得一提的是，巴德与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携手合作，将冯的中文名著《中国哲学史》改成英文本在美国出版。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是介绍中国哲学不可或缺的英文巨著。
这些由ACLS资助的新起之秀，再有其他汉学家之加入潜江龙虾节，阵容堪称一新。在后者中，有芝加哥大学的顾立雅(Herrlee Creel，1905—1994)。顾立雅最重要的著作，均与儒学有关。而顾立雅在论述孔子思想时，把孔子出生时代的历史背景也穿插其中。这样，比较容易让美国人了解为什么孔子会有那些见解与言论;同时，也更能理解孔子的原意与用意何在。譬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就是如此介绍孔子思想的。
由于学校教课之需要，这些汉学家的任命，原先均分散在不同系别，譬如历史系、政治系、人类系，或者艺术史系等咱有钱了 ，但最常见的，仍以东方语文系较多。所以汉学(包括儒学)的课程，还算是有其自己系别的基础。但在二战以后，就不同了。因为很多美国年轻人二战期间在东亚服役，而战后因有政府给退役军人的奖学金，所以那些返回大学念书的退役军人，很多均具有去过东亚的经历。所以他们除了语言以外，还想要选修有关东亚社会与政治、经济等一类的课目，而这些都不是语文系的教授所能完全满足他们需求的。因此，美国大学面临需要建立“东亚地区研究”课程的新挑战，除了在现有的专业学系(诸如历史、社会、政治系等)中安插符合该专业而精通东亚研究的老师以外，甚至还得建立专为研究东亚地区而设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学系。从此，汉学(包括儒学)有时在某些学校就必须附属于区域研究的课程了。
另外，还有两个其他发展，影响了美国的中国儒学研究。
第一个与学术风气有关。由于“东亚区域研究”几乎完全关注当今的问题，故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汉学(儒学)脱了钩。因此，在新兴的“亚洲研究学会”(AAS)成立后，就与那已存在一个世纪而具有浓厚传统风格的“美国东方学会”(AOS)彼此断绝关系。同时AAS为求平衡古今，于1951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注中国传统思想在历史上与中国社会机构的关系。在这个委员会的主持下，经过专家之手确实出版了一组极具深度的儒家思想巨著。譬如，斯坦福大学的倪德卫(David Nivison，1923—2014)的《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The Ways of Confucianism：Investigations in Chinese Philosophy)就是一例。另有芮沃寿(Arthur Wright)的三部书，包括：The Confucian Persuasion(《儒家信念》)、Confucian Personalities(《儒家人格》)，以及他与倪德卫共同编辑的Confucianism in Action(《行动中的儒教》)。还需要一提的是杜希德(Denis Twichett，1925—2006)。他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后来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他主编了《剑桥中国史》系列，除了历史以外，也有儒学的论著。除此之外，AAS学会，自己也创办了《亚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JAS)，目前已成为美国亚洲研究的一份历史与人文领域颇具权威性的学术刊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另一大发展，就是苏联于1957年发射人类首颗人造卫星在美国造成的震荡。消息传来，美国国会认为这代表美国的教育远远落后于苏联。为了要奋起直追，国会于次年(1958年9月2日)通过了一项《国防教育法案》(NDEA)成乔。据统计，在NDEA补助之下，美国初步成立了19所地区研究中心(有的也叫国际研究中心)。到了1980年9月以后，NDEA就被《高等教育法案》所代替。虽然没有统计，但如今数十年下来，这两个法案的补助办法，为美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也包括汉学家，其中当然也有儒学家。
儒家思想在美国民间是否产生过影响与作用?
美国的精英们对此问题的看法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柯然恩(Sam Crane)为代表。他认为，儒学在美国只是上层社会的嗜好，除上层社会之外，儒学远不如佛教或道教深入民间。他所谓上层社会，是指在专攻中国哲学的专业精英以外的知名人士。譬如负有盛名的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他的诗中，就引用了儒家主张人性本善的观点，还穿插有儒学的翻译。不过柯然恩也认为在庞德以后，美国对儒学研究的水准有所提升。他特别将此归功于安乐哲(Roger Ames)教授的努力，使得美国人更能“欣赏”(appreciate)他们有关儒学的介绍草根官道。当然，柯然恩仍然觉得美国人习惯于西方以“权利”为中心的文化，很难接受东方以“角色伦理”(role ethics)为主的观点。这也是柯然恩始终认为儒学在美国民间影响“薄弱”的原因。不过他也认为，这一影响会因中国之兴起，与太平洋世纪来临而改变，意即美国人接受儒学教诲的程度或许会提升。
另外一派，则比较乐观，当以麦克丹尼尔(Jay McDaniel)为代表。他任教于美国南方阿肯色州的汉德里克斯学院(Hendrix College)。他的乐观是不无原因的。他认为，美国一般人对人生处世的希望与儒家的教导，很有相似之处，譬如尊重教育与家庭和睦、尊重他人意见、将一己之私置于公益之后及为人需要勤劳等等。当然，麦克丹尼尔也知道，美国人有这些信念与盼望，并不是由于儒家的影响。他只不过是在回答儒家思想有什么可为美国人学习的问题而已。不过，他又指出，在西方的哲学家中，阿弗烈·诺夫·怀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的思路，很接近孔子的想法。譬如他认为西方的“爱”(love)就相当于孔子的“仁”月下横笛，亦即致力于和谐的人性。
另外，有两篇报道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一篇是报道儒家教导如何可以让愿意接受的美国人取得“金融上的成功”(即致富之意)。这是一篇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2年有关美籍华人的报告。该报告称美籍华人是美国的“三最”族群：即(1)薪水最高;(2)受教育水平最高;(3)成长最快。报告引用了一位华人赵觎孔的证言，解释为何儒家教导能有如此功能。他归功于儒家的五项箴言：第一，天藤湘子具有任重而道远的精神与做大事的决心;第二，受过良好的教育;第三，节俭朴素，不可暴殄天物;第四，妥善照顾家人;第五，广为结交“益友”。根据赵的解释，第三点有关节俭朴素的箴言，是攒钱的秘诀，由此才有投资本钱的来源。如像一般人寅吃卯粮，是绝对无法可比的。
另外一篇报道是有关一个14岁的美国未成年中学生Philip Chism，因过失杀人而被法院以等同成人犯罪办法起诉。有人为他喊冤，举出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来证明连孔夫子14岁时还处于未成年的懵懂时期，何况是Chism，认为法院更不该将其以等同成人起诉受审。为其喊冤者还加了一句，说孔夫子绝对不会同意的，所以特别呼吁法院应将Chism交还给儿童法院处理。
美国民间还有个叫“儒协会”(Ruist Association)的组织。此协会强调自我修身，包括自强不息的学习与家庭和睦之追求，并且以孔子之“巧言令色鲜矣仁”警句为自我之座右铭。去年7月，该协会在波士顿大学举办了一个“进修”论坛，并名之为“有朋自远方来”论坛，其海报上还印有“波士顿儒学”字样，可见此协会也跟“波士顿儒学”有相当的关联。该协会的网站还展示着一个坐满小学生的课堂，旁边的文字解释说这些学生是在日常学校下课以后来此接受儒家德育，以弥补他们在正规学校学习不到儒家教导。
我在纽约大学已经连续教学50年，常常有好学的学生让我推荐一两本足以介绍孔子思想与中国传统(甚至与西方比较)的书籍，我的答案很简单。
第一，如果发问者只想简单了解孔子与他的思想的话，可以参看《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找到后再查Confucius即可。这里的介绍，概括了孔子的生平,以及他的伦理、哲学与教育思想。
第二，如果发问者胃口比较大而需要知道更多、更深入的中国传统，他们可以参看一套两册的巨著，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的渊源》)(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此巨著是由三位伟大的学者负责主编：Wm.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Wing-tsit Chan(陈荣捷，1901—1994)、Burton Watson(华兹生，1925—2017)。所需之费用庞大，悉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捐助而成。
这套巨著的特点香蕉共和国，是它将中国文明划分为25个环节，由上古(公元前2852年)一直到1957年。在每个环节中，除了编辑小组提供的介绍以外，还选用了最足以代表该阶段时期的作品或记载的英文翻译。譬如在介绍中国的上古时代时，书中不仅有编辑的描述，而且有摘自《尚书》与《诗经》章句的译文;介绍孔子时，采用了选自《论语》语录的译文。编辑再用扼要的解说将各环节之间穿插起来，先后呵成一气，使读者顿时得到一个整体观。
第三，如果发问者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学者，想知道如何才能比较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在看问题上(亦即所谓“知识论”的观点上)有何不同以及如何才能最简单而传神地解释其间之不同，我的答复是：所有我见到比较中西哲学的论述中宁城县医院 ，最接近“知识论”的说法，当推F.S.C.Northrop(诺斯洛普)所著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东西汇通》)(N.Y.,Macmillan,1946)。诺斯洛普(1893—1992)写此书时，是耶鲁大学的哲学系教授，以极具科学思维著称。所以，他以“知识论”的角度来比较中西文化，竟能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他说，西方人看问题，就好比一个人(即认知者)站在地球之外看地球(被认知之物)如何运转，而东方(主要指中国)人看问题则好比本人在地球上与地球同时运转。这种差别，真是一语道破了为什么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而西方人则永远是天人对抗、人如何征服大自然。这种差别是中西哲学对比的钥匙。由此，一切差别均迎刃而解了。
作者：熊玠，美国纽约大学在职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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