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为3亿中国人发声，他们的故事感动纽约时报却没有影院愿意放映，拍摄者说：让我们再来一次！-首席生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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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这曾经是他们的标签。
在学会写诗之后，他们的标签变成：打工诗人。从大工厂的流水线，到矿山井下，他们在艰难的生活里纪录真实。或许生活太深，深到他们难以思考；或许生活太难，难到他们无法开口。
于是只好用诗句，尝试诉说，尝试抵抗，尝试让自己在这世界变得深刻。
这是一部困难重重的电影，拍摄团队曾被矿主雇佣的地痞团团围困，完成之后，联系30多家电影宣发公司，却没有一家愿意接手发行。
这是一部没有明星参演，没有广告植入的电影，消息却登上了《人民日报》、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评价说：印象深刻且持久。
这是一群我们未曾仔细关注过的人，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的劳动者，爆破工、叉车仔、制衣厂女工、地下800米深处矿工……他们在做一件不寻常的事：用诗歌纪录生活。
他们离我们很远吗？等等，你滑动微信的手机，出自一位富士康工人的双手；你在花树下转身扬起的裙角，出自一位熨衣女工轻盈的手势……
你相信吗？你听过吗？他们在做着这些事情的同时，为你，也为自己，写下过诗篇。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先别着急下定义。
他们中，
有人仍在努力生活，有人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有人步入中年，有人刚迎来新的生命。
他们是少数的诗人，也是多数的众生。
2017年1月13日，《我的诗篇》在中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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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流水线一样辛苦的光阴，和最新款手机一起打包
贩卖到大洋彼岸，等候下一个轮回
——前富士康工人许立志
许立志微博最后一次更新，是在2014年10月1日0点0分。
10个小时前，9月30日14时，在距离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科技园约3.6公里的AAA大厦内，这个年轻人从17楼一跃而下。
死亡是经过预设的，那是他认为的“新的一天”。
许立志微博截图
早在2010年底，富士康公司就为厂区所有楼房，安装了天网、隐形网和地网，目的是阻止更多人跳楼，但那些有形的网，并没有网住一些人对生活的绝望。
这一年里猫惊尸，富士康连续发生13起工人跳楼事件。“十三连跳”震惊世界的时候，许立志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首题为《跳楼》的诗：“他想着想着，往前挪了一步诸子喻山水。”
几个月之后，他成为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员工之一。
富士康员工宿舍走廊外设立的细密的网
富士康90后打工诗人，这是许立志后来的标签。
1990年，喜玛诺他出生在粤东的一个小村庄，2010年沿着一条残破的小路，辗转从揭阳来到深圳，2011年他进到美国苹果手机最大的代工工厂富士康打工，月薪2300，租住在宝安区龙华街道的水斗围新村一个小单间。
房间只有10㎡，床头摆满各样的诗歌和小说。
许立志在诗里这样形容自己的出租屋：
“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局促康熙是我的，潮湿，终年不见天日……
每当我打开窗户或者柴门／
我都像一位死者／
把棺材盖，缓缓推开”
他的生活在出租房和工厂之间徘徊，交替在一个月白班和一个月夜班之间，流水线边上的人们，和许立志一样站立如铁，双手如飞。他在 2011年8月写道：“多少白天，多少黑夜／我就那样，站着入睡”。
在诗里，他想留在这座繁华的城市，但不是以一个工厂打工仔的身份。他给深圳中心书城写去一封自荐信，反复强调自己爱书也写诗，却并没有成功。
2014年1月，同样是在一个加班的夜晚，他幻想自己是枚脱扣的螺丝：“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2014年8月，《我的诗篇》拍摄剧组找到许立志，想拍下他的工作、生活和写作，最终被拒绝。他说：“我不写诗了。”
之后的几天，许立志回到了揭阳的老家，他给父亲留下自己存的2000块钱，帮母亲做了些家务，再转身离开，最后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2014年10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入深圳南澳的海水里。
家中的母亲哭到哽咽，不断提到许立志“很听话，很乖”，父亲眼里有泪皱着眉强忍着不让它们流下来，试图告诉儿子：写诗或许不是生存之道。
人们想要了解他的一切，都需从他写在网络上的193首诗，和1000条微博里窥探——
他自学过太空步，喜欢喝醉的时候在KTV唱《死了都要爱》；他爱书但常常没有钱买；在进入富士康之前，他只剩银行卡里那取不出的99块钱……
许立志离开世界之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叫《我弥留之际》：
“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
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
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
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24岁的许立志无疑是绝望和脆弱的那一个，如同那些年同样选择死亡的顾城和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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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生活有多艰难，就有多珍贵
我们的小屋就是暴风雨中宁静的鸟巢
——制衣女工邬霞
制衣厂女工邬霞，最喜欢穿吊带裙，平时工作却只能穿宽大的像水桶一般的工作服兄弟同体。
和她一样的流水线工人，每天要干10个小时，30多个人，每天要产出1000多件成衣。自动电剪刀按照划好的样式剪裁，200片布一次成型，缝纫一件衣服1分钟，8下熨好一件衣服，6步叠好一件衬衫……
做一件衣服的60多道工序，邬霞大多都干过。但最常做的，还是熨衣服。水蒸汽的高温常常汗湿邬霞的厂服。
邬霞14岁那年从四川来到深圳，在这座城市待了近20年，但她依旧可以想起，在最初的那四年时光里，自己哭过200多次——这座城市和想象中不一样，它的确遍布高楼大厦，但它也的确毫不留情。
“我们是农民，来到这个城市又被叫做农民工。我们住在这儿，翠景花园，其实这里一朵花也没有。很有意思。”这些话是邬霞笑着说出来的。
她是个爱美的姑娘，耳朵上常常戴着不同的耳环，年轻的时候也赶时髦去拍过海报式的写真南澳大桥，那张写真被贴在深圳的出租房里.
照片里的她和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或许那时候更年轻些，照片的左边用宋体打着她的名字：邬霞——像八九十年代的女星月报。
她的衣柜里挂着各式各样的吊带裙，手里拿着吊带裙的时候，邬霞的眼里发着光。
那些廉价的二十几块钱的吊带裙，在她的眼里成了宝藏，以至于一年四季都舍不得把吊带裙收起。
她会在深夜偷偷换上吊带裙，悄悄溜进工厂女厕所，月光照在铁窗玻璃上，她照着玻璃，看见自己穿裙子的样子很好看。
她给她爱的吊带裙，写下一首诗：
“包装车间灯火通明
我手握电熨斗／集聚我所有的手温
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
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
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
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
最后把裙裾展开
我要把每个皱褶的宽度熨得都相等
让你在湖边／或者在草坪上／等待风吹
你也可以奔跑／但，一定要让裙裾飘起来
带着弧度／像花儿一样
我要洗一件汗湿的厂服
我已把它折叠好／打了包装
吊带裙／它将被打包运出车间
走向某个市场／某个时尚的店面
等待惟一的你
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吴晓波说，这些优美而略带忧伤的诗歌，它活生生地来自苦闷的生活却又让人从石缝中看到漏进来的光。
就像邬霞自己希望的一样，她一定要昂着脑袋向着太阳，就像工厂墙外的爬山虎，柔软坚韧。
电影里这样一个画面尤为动人——
邬霞穿上自己的白色吊带裙，戴上发箍和耳环，她就那样站在河边，看不到风有没有吹起她的裙摆，她羞涩地笑着对着镜头说出了那句：“陌生的姑娘，我爱你。”
陌生的姑娘们，会拿起那一件邬霞熨烫过的吊带裙，查看它的商标和价格，会穿上它对着镜子左看右看，会穿上它和心仪的人约会。
也许根本不会有人想到，曾有一个会写诗的女工，帮她们熨过这件美丽的吊带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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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济贪，英雄济富，没有人上过梁山
——爆破工人陈年喜
54岁的爆破工人陈年喜知道，自己不是那个可以抛弃生活的诗人。
他需要养活自己和身后的家人，他需要扛起生活的重担，而不是抛弃生活。
如果不是亲历，你一辈子也想象不出矿洞的模样：高不过一米七八，宽不过一米四五，而深度常达千米万米，里面布满了子洞，天井，斜井，空釆场，像一座巨大的谜宫。
最初，因为没有别的技术和经验，陈年喜的工作是拉车。后来，他改做了巷道爆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通常与雷管、炸药、死神纠缠在一起。
这么些年，经他手使用的炸药雷管大概要用火车皮来计算。
2015年，因为时常发生在爆破工身上的颈椎伤病，陈年喜接受了一笔捐赠，做了手术，也因为伤病的缘故，他不得不离开矿山，到这时，陈年喜在矿山整整工作了十六年。
陈年喜偶尔会坐在山头发呆达人贷，望向远处，摩挲手指。
远方是陈年喜的家乡——中国西北秦岭南坡的一个小山村，那里至今依然是中国最穷苦的地区之一。
1987年杀狼花，陈年喜高中毕业，那一年，老乡贾平凹凭借《浮躁》得了美国的美孚飞马文学奖。那些年开始，陈年喜开始写诗。
2001年的冬天飞猪电影院，儿子一岁半，刚开始牙牙学语，陈年喜的邻居们开始外出打工，他们去的地方，基本都是西秦岭南坡的金矿。
某天夜里，陈年喜接到同学托人捎来的口信，有一个架子车工的缺口武陵山剿匪记，于是当天晚上，收拾好行装，天亮时赶到工人集结地。谁也没想到，一干就是16年。
他在漆黑的地下矿洞里炸开一条又一条路，脸上的表情因为用力过猛而显得有些扭曲。
巷道打得越深，越看不到光明。陈年喜的生活时常像在走夜路一样，走夜路就要大声歌唱，他说：“如果某一个时候听不到我的发声了重生通天，那就是我走远了或是不在了。”
死伤在这里是常事，共事过的炮工中，牛二失去了两根手指一条肋骨；老李被炸断了一条腿；小宋查出矽肺病；杨在处理残炮时，被燃烧缓慢的炸药炸成血雾……
午时，他和工友们在矿洞外挖出的平坦地块用石头搭起的“桌椅”吃饭，配菜是不难馊的辣椒酱江陵一中，喝酒直接用瓶盖，但每个人只能喝一杯盖，因为还得继续下地打巷道。酒只用来提神，不能醉。
吃完饭，陈年喜爱站在那儿唱会秦腔。叉着腰，对着天空喊福特f550，很有气势，好像生活从来没有压垮过他一样。
每天夜里，陈年喜都会在住的房子里洗澡，零度以下低温，没有热水，没有空调，没有暖气。
紧闭双眼用冰冷的水擦洗身体和面部，陈年喜写下这样一句诗：“每夜，我在零度以下的寒窖，洗去硝烟和矿粉。”
我们理解的诗，我们看来诗意的句子，事实上只是他的生活。
在这个中年男人的眼里，“劳动让人活得有劲，劳动也让人死得放心。”
曾经在27岁结婚的那个夜晚，他浪漫地为妻子写下：“我水银一样纯净的爱人/今夜，我马放南山，绕开死亡/在白雪之上，为你写下绝世的诗行。”
54岁这个夜晚，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给远方正在读书的儿子写下：“儿子，我想让你绕过书本看看生活／又怕你真的看清。”
他身后还有患了晚期食道癌的母亲，下身瘫痪的父亲纹理烫多少钱。他为他们写下那首最撼动人心的《炸裂志》：
“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
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不是钢铁的错／
是神经老了 脆弱不堪／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它坚硬 铉黑／有风镐的锐角／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
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借此 把一生重新组合／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他们有病 身体落满灰尘／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
我的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
就在昨夜，我岩石一样，炸裂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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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在外省填鸭绒七年的吉克阿优终于回到了彝族的家乡，他穿上落灰多年的衣服，和父亲坐在火堆旁谈天，谈到传统的消失戛然而止造句，也谈到生活的不易。
他在诗里写下：“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鸭毛”
去到城市再次寻求工作机会的叉车仔乌鸟鸟四处碰壁，他告诉别人“我会写诗”，别人和他谈收益和晋升。
但乌鸟鸟是幸运的，他找到了爱人，也迎接来一个新的生命，他说今后他要改做一个杀猪匠。
老井还是老井，
他也许会做一辈子的矿工，
在最接近地心也最接近死亡的地方，
看清生活的模样。
许立志、陈年喜、邬霞、吉克阿优、乌鸟鸟、老井……
在中国，有3亿多工人存在，这之间起码有一万名地下工人诗人，他们在生产线、建筑工地、矿井和石油工地上劳作，也默默写下一行行真实又戳人的诗句。
他们写青春，“我青春的五年从机器的屁眼里出来／成为一个个椭圆形的塑料玩具／售卖给蓝眼睛的小孩”；
他们写理想，“多年前，他背上行囊踏上这座，繁华的都市，意气风发多年后，他手捧自己的骨灰站在这城市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顾”；
他们从故乡赶来，他们努力在这个世界活着，他们也一直在写着。
那些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正在我们周围轰轰烈烈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这些故事，在《我的诗篇》之前，或许少有人看到，但它至少给出了一种可能——
舟山一家船厂经理看完影片，决定把关闭已久的工厂图书室打开，他说只要有一个工友愿意来读书，他就不会再关闭它。
昆明的一位官员在看完电影的第二天，开始着手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跳板机。
《我的诗篇》纪录的地下通道中的讨薪者们
阿姆斯特丹一名观众说，这部电影让他再也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消费中国产品，仿佛它们突然有了一束审视他的目光。
一位印裔学者说，印度有同样多的工人，却没有工人诗歌小战象2，不过影片里这些诗歌足以表达印度工人的处境。
《我的诗篇》最终站上了金爵奖的舞台，那个奖杯承载的，或许是那一群，被忽视的3亿人的故事。
《我的诗篇》获得金爵奖最佳纪录片
工人，一个一度听起来很高尚的名词，似乎消失在生活中许多年了。很久以前，它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书本里。
如今他们依旧遍布在这座城市，甚至达到了三亿的庞大数目，却少有人去注意他们的生活。他们在你工作的那栋写字楼外吊着绳子擦着十几层楼高的玻璃，他们在你家楼下的过道里清理垃圾……
他们渺小，他们也庞大，他们存在的同时似乎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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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篇》只是一个开始。
因为相信时间的力量，因为生活还在继续，因为工人群体的命运处境如此沧桑复杂，需要用更长久的时间，更深入地加以表现，所以《我的诗篇》团队选择继续纪录。
为了纪念那些未被阳光照射的无名者们，原班团队接下来还会带来“我的诗篇三部曲”之二的《炸裂志》。
以《我的诗篇》中那个最打动人心的炸裂工人陈年喜为主角，纪录他从矿洞深处的中国，到大选期间美国的足迹。拍摄时代风云，也拍摄世道人心；拍摄融合，李允熹也拍摄炸裂。
他离开交手16年的黑暗的、深不见底的矿洞，他第一次站在美国时代广场仰头面对另一个世界的喧哗和冲突。
他离开那些让他迸发出无数诗意
且得以让他扛起生活重担的矿洞，
他和妻子第一次在镜头前起了冲突，
他在片子里对着镜头讲到：
“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他曾说没有人上过梁山，
而此时的他，却如林冲行走在大雪中，
苍茫，忧患，没有童话，
但同时也充满可能。
点击观看《炸裂志》人物篇，看陈年喜如何对抗和接纳他的生活
对于陈年喜，对于你，生活是什么？
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努力活着。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所有人身上，所以诗歌才显得珍贵。它有时候是朴树的歌，有时候是李诞的人间不值得。
有时候，它是陈年喜口中那一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就像一只振翅高飞的鸟儿，羽翼之下覆盖着阴影，而目之所及，皆是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