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书画鉴定中的“望闻问切”-东方收藏杂志

冯天魁
中医诊断疾病所用的“望闻问切”,同样也可以用于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如作文章、品鉴瓷器以及青铜器等,也可以用于书画的鉴定,它们之间是一种相通的关系,正如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以释道儒为基石一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望”,在中医角度是指观气色,书画角度同样也是“观气色”,它包含了两个含义,即“远观其气,近察其质”。
所谓“气”,有如现代常说的“气质”,南齐谢赫六法中有“气韵生动”,包括后世的很多画论,通常都认为“气”就是指“气韵”,其实“气韵”是“气”的一部分,正如“气韵”可以说是“气”,但“气”不可以说成“气韵”,“气”是一种气息,一种味道,“盖气者有笔气,有墨气,有色气;而又有气势,有气度,有气机”(唐志契《绘事微言》),“气”有清浊、雅俗、匠文之别,而“韵”则是指韵味、情趣,所以在评价一件字画时往往以“气韵生动”“有气无韵”来形容。
“气”有数种,“或取圆浑而雄壮者”,近代如吴昌硕,“或取顺快而流畅者”,如张大千,“刚健含婀娜”的苏轼行书,“清新且俊逸”的王羲之,凡此种种,都是对每个书画家“气”的一种概括。“气”也有高下之别,“忠义气、奇气、古气,皆贵也。若涉浮躁、烟火、脂粉,皆尘俗气,病之深者也。”(范玑《过云庐画论》),综上所述,望气的第一要义便是熟悉每个朝代以及每个书画家的时代气息、地域流派以及个人的风格气息,如宋人的严谨,元人的潇散;如清初“四王”的保守程式化,“新安画派”的简淡高古、秀逸清雅;如黄宾虹的厚重,吴湖帆的清丽。以张大千仿石涛(图1)为例,近代以来,张大千以作假石涛闻名,但是从望气的角度来看,细分析起来,石涛的书画(图2)有一种放纵不羁,任笔涂抹的气息,后人一般称之为“江湖气”、“野狐禅”,而张大千的作品则有一种清丽典雅的富贵气息,所以张大千无论怎样模仿石涛,都会或多或少带有一两分自己的味道,这种味道仅从局部观察是很难体会到的,必须从“远观其气”的大局品味。

图1 张大千仿石涛笔意山水《舟中看山图》

图2 清.石涛《山水清音图》
“望”的第二种手法“近察其质”。书画都是以笔墨纸为载体,其行笔落墨的轨迹,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而统一于这种规律性之外,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用笔用墨甚至用色的特点,这便是书画的“质”。绘画方面,比如“四王”中王翚(图3)、王鉴(图4)同时学元代王蒙山水,在整体面貌上也比较接近,都是取法王蒙繁密细笔山水一路,但是仔细来看,两个人各有面目,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王蒙山水。王翚仿王蒙多从实临角度出发,很少参以己意,而落笔中多带有清丽工秀的特点;王鉴则不同,其仿作已超出王蒙山水的范畴,更多的带有自己沉雄高古的味道,这便是画作中“质”的不同。

图3 清.王翚仿王蒙笔意《溪山红树图》局部

图4 清.王鉴仿王蒙笔意山水册页
再如“四僧”的髡残(图5)也是学王蒙出身,其特点多以秃笔为主,迥异于王翚的小笔堆砌,比王鉴的沉雄更加厚实,随意点染,纯出己意,有浑厚苍茫的气息,这是大异于王翚王鉴的一种气象。

图5 清.髡残山水图轴
书法方面,如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有元一代书坛均笼罩在他的影响下,学赵体的名家举不胜举,这也导致了其赝品的大量出现,知名的如俞和,几近于乱真的程度,但是细分起来也有不同,赵体温润秀雅,不激不厉,尤其晚年,魏晋气息之外,更多的带有李邕的痕迹,呈外圆内方结构;而俞和所作稍带棱角,反多近于唐人书迹。

“望闻问切”中的“闻”主要是指嗅气味,书画在流传过程中,也会有其独有的味道,往往成为书画伪迹的破绽所在。
第一种,书画在流传过程中,经过空气的氧化或者光线的照射,会有自然陈化的现象,其间产生一种老化的味道,这种味道很难用文字来形容,同样,用于书画鉴赏也是如此。这种味道有别于长时间潮湿发霉的霉味,因为霉味在书画鉴赏中还可以作假,比如将托裱好的书画故意置于潮湿地方令其发霉甚至长出霉点,而这种“旧味”却很难被复制出来。
第二种,书画在收藏过程中,出于防虫的目的,需要放置一些带有传统防虫作用的药草,比如熟知的樟脑、茶花叶、芸香草抑或樟木等,在久置的过程中,其药草的味道会深深沁入书画中,由内而外散发一种淡淡的药草馨香,此外,例如传统的祖先画像或宗教题材的书画作品,在主人供养过程中,由于常年焚香熏染的缘故,也会形成一种沁入纸理的淡淡香味儿,这几种香味,作伪者如果只是简单的短时期内使用大量香料熏染,只会使香味浮于表面,且比较刺鼻,相对较容易闻识辨别。
第三种,作伪者在做旧过程中,往往通过染底色以及使用一些酸性染料的手法加速书画老化,如此便会在表面留下一些“邪”味儿,一旦嗅到此类味道,便要十分留意,结合其他几种手法综合辨别。

“望闻问切”中的问,多是指询问病人自己身体患病的感觉,以及其他关于病症的相关问题。书画鉴定的“问”也是如此,主要是指“问”清楚所鉴赏书画的来历,以及古书画断代传承等相关因素。
书画的流传过程,是鉴定书画的一个很重要依据,一般通过三种方法来进行“问”。
第一种,问询书画收藏者,通过聊天等手法了解书画藏品的来历、流传,从对方的话语中寻找破绽,当然,这种问询只是为进一步了解进行铺垫而已。
第二种,经过问询大致了解情况后,如果书画作品有题跋和收藏印章,开始识别题跋并且辨识印章,将其来历一一进行考证,因为前人收藏书画,大多会在上面写一些品题感悟,或者加钤自己的收藏印,以示占有之意,这也为后世理清书画的流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如果题跋和印章有疑问,则保留意见,留待下一步的深入辨识。
第三种,查阅文献记载,比如《宣和画谱》、《石渠宝笈》之类的书画著录,前提是所查阅的文献一定要真实可靠。如清代乾嘉时期由宫廷组织编录的《石渠宝笈初编》、《石渠宝笈续编》、《石渠宝笈三编》等文献资料真实可靠,汇集了清代鼎盛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以《石渠宝笈初编》为例,其中清宫的鉴藏印并不像后世所认为的漫无目的钤盖,而是有乾隆三玺和五玺(图6)的区别,所谓乾隆三玺,是以乾隆本人的审美好恶标准进行优等和普通两种书画的分类,普通书画钤三印,分别是“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和“石渠宝笈”,而其认为精品的,则又加盖“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两印。这样的分类鉴藏印,对后世研究书画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清宫收藏印面积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书画藏品造成了破坏。

图6 元.赵孟頫《闲居赋》乾隆玺印
通过上述三种问询之法,为书画建立一个简单的档案,也是“望闻问切”书画鉴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

望闻问切的“切”,是指诊脉,也是四法中最复杂和最有争议的一项,用于书画的鉴定,一般可以分为几个大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如书画所用材料的“诊脉”。每个时期所用的书画材料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以绢本和纸本为例,元代以前的绘画作品多用绢,元代以后多用纸。无论纸绢,每个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色。例如宋代的院绢,是中国历史上质量最好的绢,其经线和纬线的织造方法、绢本的涂布加工方法与后世不同。同理,每个时期的纸也是如此,如两宋时期的纸,多以桑树皮、楮树皮等树皮类材料为主,后以粉状类物质进行涂布加工,书写时稍微偏熟。即使宣纸,也有宣纸与书画纸的区别,如今天多造假近现代名人字画,有时作伪者不择纸,甚至以喷浆技术生产的书画纸去做诸如张大千、李苦禅、李可染的假画,这便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错误,稍一涉足书画收藏就会被识破。
其他如墨,也需要去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如北宋之前所有书画大多为松烟墨,直到北宋时期才出现了油烟墨,且油烟墨因其制作加工不易,在此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没有占据用墨的主要地位,对当时的书画家而言,油烟墨是一种奢侈品,直到清代康乾时期才稍微扩大了油烟墨的使用范围。
再如颜色,以白色为例,古代作画常用的有两种,蛤粉和铅粉,蛤粉的色相非常稳定,时间久了不会变色,所以一般用于绢本纸本的绘画,而铅粉常见于壁画,最典型的如敦煌壁画人物中面部和手等部位发黑的现象,便是铅粉时间久了氧化变黑,称为“返铅”(图7,清丁观鹏《法界源流图》卷首部分返铅现象)。铅粉用于纸本绢本绘画,则是在清代康乾时期。以实物来看,最早应出于乾隆年间,因此,如果有明代纸本绢本绘画作品中出现“返铅”现象,则可以断定为赝品无疑。

图7 清.丁观鹏《法界源流图》卷首部分返铅现象
书画作品中印泥的鉴识。印泥在中国书画的使用过程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秦汉时期的篆刻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但在当时,印章是用于竹木简牍之类的泥封。直到隋唐时期随着纸张的大量普及使用,才开始出现了以水调朱砂粉涂在印章以钤盖于纸绢的方法。到了宋代,有了以蜜调和朱砂粉钤印(图8),直到元代,以油朱钤印才最终形成,此后随着明清时期文人治印的兴起和繁盛,印泥的制作也越来越精良,在清代中期达到顶峰。清代以来的印泥,大多以蓖麻油置于日头下暴晒,使油脂陈化,再调和朱砂粉,以艾绒作为依托,形成利于长期保存使用的文房用品。其中,由于朱砂原料的不同,和水飞朱砂过程中力度的轻重不同,每次所制印泥不可能形成同一种印色,所以不同作者不同收藏者以及不同时期的作品的印泥差距是很大的,如果一幅书画作品或该作品的题跋印泥色相趋于一致,则证明其中有作伪的嫌疑。其次,印泥钤盖于书画,时间久了之后会浸润到纸绢纹理中,且会围绕印泥色周围形成一圈淡淡的印痕。

图8 唐.孙过庭《书谱》卷首宋徽宗赵佶水蜜宣和双龙玺
另一个如题跋落款中避讳文字等的辨识。文字避讳盛行于唐,直至清末民初,主要有两大类,分别是避帝王讳和本人长辈讳,避讳的手法一般以其他字代替或者将该字故意缺笔,第一种避帝王讳,如唐代弘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其中“世”“民”“渊”等字均有缺笔现象,可知是为了避唐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再如清代将“玄”改为“元”(避康熙皇帝玄烨讳),吴熙载改名为吴让之(避光绪皇帝载湉讳)。第二种情况是避长辈讳,如唐代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李进,所以为了避父亲名讳,李贺终生未敢参加进士考试,再如苏轼的祖父名中有“序”字,故苏轼作书往往以“叙”代替“序”。这种避讳在古书画鉴定中是一种很好的佐证,能够对作品进行断代以及考证,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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