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

冯天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色-广安商务

冯天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世界价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 它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即科学思想与革命实践的统一；从理论源流上看，它是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紧密结合，即思想传承与理论创新的结合；从结构功能上看，它是体系性与针对性的高度融汇，即理论逻辑与问题意识的融汇；从产生价值上看，它是时空维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效贯通，即世界意义与中国特色的贯通。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从历史发展、时代品格、主体归属、内容体系和指导价值上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科学概括和准确定位，揭示了其思想内容和实践方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思想指南和理论指导。研究和探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色，有助于从科学角度把握这一思想的理论特征和理论品质，深化对这一重大思想的理论认识和价值判断，从而更好地把握其理论价值和精神实质，为更好地践行这一思想奠定思想认识基础。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源与流、理论的结构与功能、理论产生的时空环境与理论本身的价值的关系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色进行分析。
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理论品质，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由于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获得了高度的科学性，成为人们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科学手段和理论工具。所谓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所包含的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认识的真理性。科学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揭示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卓越见识，是其思想深邃性和理论洞见力的具体表征。所谓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纲领所具有的实践指导性。革命性强调其应用于革命实践并指导革命实践，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获得思想魅力和理论活力的一面。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有机统一，科学性是革命性的前提，而革命性则是科学性的验证。科学性与革命性有机结合在一起，使得马克思主义展现了真理的魅力和卓越的力量，成为无产阶级最强有力且始终不可背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严格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着重揭示了在中国的情境中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的建设的规律，并就这些方面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相结合的路线与方略，是科学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现实结合，也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党的各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始终有科学的遵循，有科学思想的指引和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为了准确把握其科学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则是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按照这样的逻辑理解，从科学性和革命性有机统一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就是新时代科学思想与革命实践的有机统一。从科学性上看，它坚持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从革命性上看，它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鲜活实践，同时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实践为本、实践为基的。它的革命性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针对性和恒定性上。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纲领性指导。其本身不仅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而且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正确的政策指导，不仅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的科学判断和科学把握，而且构成严整的有逻辑的科学理论体系；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精神，而且发扬了新时代科学理论的革命意志。正是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科学性和革命性融为一体的优秀品质，才使得它成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理论瑰宝和精神财富，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南和理论指导。
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科学理论，它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是继承性和创造性的紧密结合。马克思本人曾经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恩格斯也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十九世纪最先进国家的进步思潮，对它们进行了科学扬弃并结合时代与社会发展进行了创造，形成了既有思想根基又有思想新见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既不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也不是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时代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从继承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承，它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和真品质，既沿着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主题、道路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路和线索前进，也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从创造的角度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它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所内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结合着时代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进行了创造和革新，作出了具有时代特点的重大判断，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提出了众多符合时代特点、着眼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书写了该思想“体现针对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品格。由此，可以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前期理论成果基础上，立足于新时代的思想创造和理论跃升，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坚持中的发展，也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在继承中的创造，是继承和创造的紧密结合。
体系性与针对性的高度融汇
马克思主义是包含着鲜明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思想理论体系，具有逻辑的严密性和体系的整体性。从其组织结构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既直接针对某一或指向某几方面的现实问题，反映了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思考，同时各部分之间又不是彼此隔离、互不相关的，而是有着不可隔离的紧密联系。因此，体系性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针对性表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针对性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基本思想、观点和立场，所有方法都针对的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世界中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所包含的矛盾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方法来解释和解决。这种针对性恰恰是针对各种问题而言的，针对性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旨在解释和解决具体的问题。体系性与针对性高度融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既来自于现实问题，又超越了现实问题；既注重了现实关怀，又上升为哲学智慧；既可以用于指导具体问题的解决，又具有普遍的方法论价值和思想精华的价值。马克思主义体系性与针对性的高度融汇，表明马克思主义无论在其理论形态还是其实践形态上都是“一块整钢”，而不是可以被孤立、被肢解、被割裂的对象。换言之，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性不容割裂，其针对性也不容忽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也构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植根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致力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代表和反映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演进过程中根本的、重大的命题的声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时代命题和根本问题，恰恰蕴含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主题。这是当代中国最大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现时代、在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针对性集中表现为：这一理论成果回答的是中国如何走向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中国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问题。这充分展现了其直面宏大时代命题的精神与勇气。
与此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以推进制度化改革为突破口，搭建了由政策到制度、由思想到理论、由理念到方略、由目标到步骤、由问题到出路的观念体系和理论系统，构筑了一个包含理论要素、理论逻辑、理论模型和理论基础的整体化的理论体系。就其要点而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是总的理论，是蕴含了发展目标和实践目的的理论；其他一系列具体的理论，如关于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关于社会治理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关于中国特色强军理论、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关于从严治党的理论等重要的理论内容，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理论单元；在这些理论单元之下，又有更多的具体的政策化的理论分支和战略方案，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健康中国”等等，是理论化的策略形态。由此，由各种层级的理论元素结合起来，共同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形态。在这一理论形态中，体系性的“四梁八柱”与针对性的“中国问题”高度融汇，使得该理论成为了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灯塔。
时空维度与价值尺度的有效贯通
所有的思想理论都是在既定的时间和空间中产生和存在着的，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是真理，它的产生所依赖的时空因素必然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时代和特定阶段、资本主义剥削和资产阶级阶级压迫在西欧国家成为社会普遍现象和客观事实后应运而生的。产生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最大限度地彰显了其赋予受到奴役与剥削的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价值关怀，而成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指导。时间和空间锁定的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与存在的时空维度，对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劳动者的关怀体现的则是马克思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尺度。马克思主义越是被运用得充分和到位，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对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解放就越是充分和到位。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它在哪里扎根，所存在的时空维度就与所呈现的对无产阶级解放赋予的价值尺度有效的贯通并融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存在的时空维度与其得以产生的价值尺度恰恰是得到了有效的贯通，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源，也是其发展的动力所在。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纯粹形而上的理论，会被搁置起来而遭到废弃，也会因为不关心那个时代那个空间内存在主体的价值诉求而被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特定时间空间中扎根，就需要并且必须解决好中国的问题，反映中国人民的意志，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诉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命题在新时代的集中理论展现。从时间和空间上看，这一思想需要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当代中国，产生于经历多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实践之后、当中国逐步进入到发展起来的状态、中国人民逐渐由贫穷走向富裕的时代。然而，任何有意义的时代都不是“主体空场”和“主体缺位”的时代，相反都需要时代主体的参与和彰显，也都不能忽略主体的实践意愿和价值诉求。党的十九大在描述新时代时，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无疑是对社会发展前景和目标的预设，是对新时空维度中社会进步状态的描述。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新时代应与中国和世界人民发展与生活的价值意愿贯通起来。新时代可以理解为是调动中华儿女积极参与、共同创造各族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在超越了中国而进入世界视野，在更加广阔的世界时空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
马克思曾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毫无疑问，要成为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的哲学，绝不能是“主体空场”的哲学，也不能是价值尺度太过狭隘、价值关怀过于低下的哲学，相反必须要扣紧时代脉搏、反映时代主体的根本价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反映的是时代精神的诉求，指引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方向，体现的是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民共同命运的关怀，表达的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问和价值关切。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考量中，对中国和世界、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的关怀在广阔的时空维度和未来生存价值尺度上得到了有效贯通。这无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价值层面的又一理论特色。
作者：宇文利，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前线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本文来源：《前线》杂志201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