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于右任与碑林-笔墨艺坊
冯天魁西至书院门的三学街夹在古老的南城墙和同样古老的碑林中间，如今依然因书法而繁华，这让人不禁感叹，唐长安城的辉煌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那些流泻在石碑上的青史却千百年来不曾漫漶。
老宅里的纪念馆
于右任留给西安家族老宅的旧物并不多。除了西厢房里存放的几件卧室家具外，最重要的是一个深褐色的三层书架，上面整齐地排放着旧书和于右任书与家人的亲笔信。上世纪初，于右任的二弟于孝先买下了书院门东边的这座宅院，那时在西安陕西中学堂读书的于右任已经高中举人，但因印行讽刺时政的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被清廷革去举人衔，并下密旨捉拿且要就地处死。于右任最后侥幸出城，逃亡至上海，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在陕西中学堂读书前，于右任曾就读于三原宏道学堂，当时他已经表现出强烈的革命意愿。“考官在他的策略考试试卷上批复：‘中《新民业报》之毒深矣’，但是又特别赞赏他‘笔端奇气不可遏制’。”于右任书法研究者、著名书法家钟明善研究过这份试卷的影印资料，他告诉本刊，这篇文章的书法“中宫紧收而笔势开张”，可以看出于右任当时明显受王献之、欧阳询等书法家的影响，“笔法追求舒放的个性”。
1906年，意气风发的于右任在日本与孙中山结识，加入了同盟会，次年4月他回到上海创办了《神州日报》，这是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日报，之后他又接连创办了《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并亲自题写报头。为了追忆他这段杰出的办报经历，老宅纪念馆四处搜罗这四份报纸，并以突出竖排报头的形式将其置于书房里。仔细比较这些字，似乎能揣测到一些当年的心绪：“民呼日报”四个字写得敦厚扎实，“民吁日报”就变得棱角锐利起来，于右任曾说，之所以将“呼”去掉两点改成“吁”字，是为了向封杀《民呼日报》的清政府示威，称自己“挖去了眼睛也要呼喊”。
这是一座属于于家的私人纪念馆，馆长是于孝先的嫡孙于大方。解放后，包括四座电影院、百货公司、被服厂在内的大多数于家产业被公私合营，唯有书院门52号老宅一直在于家名下。于右任去台湾后，他的原配夫人高仲林和长女于秀芝就长期居住在此，直至70年代相继去世。2002年，于大方的父亲于隆领头出资千万余元，开始在原址修建纪念馆，这之前，一直有家人在这里住，最多的时候住过30多口人。“窗户漏风，墙里全都是灰，拆开里面很多白蚁，但全家人都舍不得离开这里。”于大方告诉本刊，“父亲有很多回忆在这，有些是关于于右任的。民国时，于右任领导陕西民主革命，每次回到西安，都要亲自驾辕。于右任留着长长的胡子，被称作‘美髯公’，城里的人们听说于右任回家，从南城墙边开始就沿路欢迎，兴奋地喊‘胡子来了，胡子来了’。本地的民主人士、文化人、书法家也都要赶到我们家迎接他，相当热闹。”于大方和兄弟姐妹的回忆则主要围绕被叫作“大婆”和“姑妈”的于右任妻女。“大婆就住在现在摆着于右任用过的家具的西厢房里，冬天的晚上，我们几个轮流拿铜壶给她焐被子，她有双很小的脚。”于秀芝姑妈更加有趣，她曾被于右任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蒋经国等国民党高官子女是同期同学。“她给家里带来很多洋气的东西。我记得她很喜欢喝咖啡，我和弟弟常常收集她的各种烟盒，小时候我觉得她本身就是一个俄国人，深深的眼窝，很消瘦。”
2009年开放的纪念馆仍然沿用了最初的砖木结构，按照家人意愿，尽可能地忠实老宅的构造。“拆房子时老的门窗我们都留着，这些新的门窗都是照着原样做的，上面的花纹一模一样。请的也是三原老家的施工队，他们在三原就帮着修了于右任老宅，对于右任都是很有感情的。”纪念馆面宽三间，进深有80米，由门房、花园、厅房、厢房、上房、后院组成。“门房在‘文革’时被占了，最后花了双倍的拆迁款才让那户人家搬走。”于大方小时候对老宅最大的印象是“树多，有花有草，后花园里还有口井”，现在尽力恢复了原有三分之二数量的植物。另外，房子也从原来的两层变成现在的三层，“旁边的房子都是四层，考虑到消防的因素，规划局建议我们也加高”。
三层现在是于大方的办公和会客室。站在三层连接前后院的过道里，能清晰地看出“房子半边盖”的陕西特色，只不过为了通风，在背后的墙上也开了窗。即便是在尽力典藏古态的西安城墙里，这样的房子也不多见，院外两边的楼房虽然也用青灰色的砖瓦保持老宅风貌，但已经完全是现代的楼房结构了。
三层的通道里大致可以看清于大方对纪念馆的空间设计。年轻时他曾在日本留学8年，学的就是博物馆学，回国后一直在做外贸生意，现在又回到了老本行。二层空着，是做临时展陈的地方。“有时会搞一些画展和书法展结合的形式，根据来参展的国画作品，我们挑出于右任的书法来配。”于大方说。一层主要是于右任的生平介绍和家族历史，用图片形式错落放置在客厅、厦房中。最有趣也最珍贵的空间在地下，从客厅旁稍一转弯能找到向下的台阶。
这里相当于地下半层，原本是家中放杂物的地方，现在是于右任书法作品陈列室。于右任的书法作品在拍卖市场上价格不菲，于大方无力购买，这里的几十幅作品是通过于家亲属和朋友圈子低价回收回来的。“有的是于老在台湾的朋友，收藏了他的字，知道我们在做纪念馆，无偿捐赠的。有的是和我们家一直有联系的朋友，于老曾经给他们的长辈送过字，现在家里困难，把字卖给我们。也有于老在台湾的亲属帮忙收集来的。”
空间设计颇有点日本风格的素雅。漆木框简单的装裱，配上介绍来由的文字，在两侧疏松地排开，最尽头处是一个小型讨论区。于大方说，这里曾经举办过诗会和古琴雅集，但更多活动是围绕着于右任书法本身的鉴赏和讨论。“这里基本上都是他给别人写的新婚贺词、祝寿词或者临别赠言，从中可以读出很多东西。比如他写给原基隆市长的一幅字，当时他去市长家中赴宴，对方向他求字，从纸上就能看出，这位市长并不懂书法，纸薄而墨淡，如果是一般的书家，可能会换纸，不然就是写得慌了神，但于老的字依然雄劲，他选了《醉翁亭记》中‘临溪而渔’的一段，用太守宴来形容市长的款待还是十分恰当的。”
于右任故居纪念馆
“鸳鸯七志斋”与碑林藏石
1918年，于右任在护法运动中回陕担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在此期间，他开始悉心研究北朝书法，并广为搜寻北朝的墓志与造像记。他在此后20多年中收藏的汉至宋代石刻、墓志共400余方，其中大多都来自河南洛阳。
和于右任一起收集志石碑刻的是当时任靖国军副总司令的张钫。两人爱好相同，私交甚笃，张钫是河南新安人，两人达成默契，凡在洛阳搜集到的北朝墓志都归于右任，而唐朝墓志则都归张钫，最后张钫收藏的唐代墓志多达1900余方，取名《千唐志斋》，与于右任的《鸳鸯七志斋》藏石堪称墓志收藏双璧，前者现存于河南新安张氏故里。
钟明善告诉本刊，于右任搜集各朝墓刻的过程相当不易，除了洛阳的碑刻，他在陕西期间也常常亲自去找，其中收获最大的是前秦苻坚时期的名碑《广武将军碑》。这块碑立于368年，约乾隆年间佚失，曾担任陕西巡抚的清代学者毕沅在《关中金石记》中称，该碑位于陕西宜君县。1918年，于右任曾骑马出城搜寻，钟明善说：“他在1955年回忆时写道：‘从宜川、延长、延安一路到了宜君。在宜君耽误了好几天，没有找到，找不到。’但同一年，他巡视高陵时，却在友人李春堂家看到了此碑的拓片，这才得知此碑原来在陕西白水县。”于右任为此十分高兴，洋洋洒洒写下近600字的文章《广武将军碑复出土歌赠李君春堂》。
于右任曾写诗句“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其中《石门铭》和《二十品》分别是北魏时期的石刻和造像记，由此可见他对魏碑的钟爱。在历代的书法流派中，为什么他唯独青睐魏碑？钟明善刚编纂完《于右任书法全集》，他告诉本刊，于右任开始研究魏碑时，正是护法运动失败后，他主持陕西靖国军的时期。“当年，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被谋害，于先生痛失战友，当时他写下《吊井勿幕》等诗作。书为心画，能看出他书写的浮躁和病笔。而魏碑是方笔棱铮，神气外露的，体现的正是北魏时期尚武善战的浓厚风气，这是于先生所推崇的。”
他花20多年时间、耗资十余万两白银收集来的近400方石碑现在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碑林博物馆距离于氏老宅只有不到500米的距离，但于右任将墓志“捐归公有”却着实费了一番周折。首先是交通问题。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路远在他写的《西安碑林史》中介绍道，这批藏石中的大部分当时存放于北平西直门菊儿胡同的一个旧王府后院内，由于中日关系紧张，平津受日军严重威胁，于右任担心藏石被毁，就委托杨虎城将其运回西安保存。但当时陇海铁路尚未通至西安，最后经过多人帮忙，才包了火车皮，由部队护送经郑州最终送抵。但于右任捐赠石碑是有条件的，他要求将这批墓志拓售所得用来资助自己在三原县创办的民治小学，当时负责碑林整修的监修委员会为慎重起见，多次在会议上讨论于右任碑石存放问题，最后决定另辟一块区域专门存放这批墓志。究竟是否将碑拓所得用于民治小学没有记载，但这批墓志很快就在碑林博物馆里安置妥当，现在碑林第二、三室之间，第三、四室之间，第五、六室之间的碑廊上，就可以看到青砖墙面上镶嵌的《鸳鸯七志斋》藏石精品，经统计，这批藏石共387方，其中北魏160方，隋116方，剩余的属于晋、北齐、梁、北周、唐、宋，以及一些年代不详者和残石。
《鸳鸯七志斋》这个名字是由七对夫妇的墓志而得来，但具体是哪七对，于右任并没有具体说明，后人有很多猜测，争论不一，但北魏“穆亮及妻尉太妃墓志”、“元遥及妻梁氏墓志”、“元珽及妻穆玉容墓志”等几对贵族的墓志是大家确认无疑的。这些墓志除了在内容上反映出几个朝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风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外，呈现方式更是堪称中国书法艺术中的瑰宝。
目前看起来，于右任所捐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中价值最大的当属东汉《熹平石经残石》。《熹平石经》是东汉熹平四年所刻的《诗》、《书》、《仪礼》、《周易》等儒家经典的通称，原立于洛阳太学，目的是为防止流传中的讹误，但它最终不幸毁于战火。于右任花高价从洛阳古董商中购得了一块《周易》的较大残石，现存于碑林第三展室东侧。相传《熹平石经》的书写者是东汉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蔡邕，除此之外，它的价值还在于是我国最早的一次刻经活动，所刻的是当时仍具有官学性质的今文经。今文经是指战国以来学者师徒授受传述，到汉代才以通行文字隶书写成定本的儒家经典，“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今文经学的大师。
西安碑林博物馆
有趣的是，董仲舒墓与碑林的距离也并不遥远，从三学街往东600多米即是。三学街在柏树林街以东称为下马陵路，当时由汉武帝亲自为董仲舒墓选址，据说汉武帝每次经过他的陵园，都要在三十丈外下马步行，以示尊敬，所以这条街命名为了“下马陵”。但这位西汉最杰出的儒学大师却在当代备受冷遇。我们找了两次，才终于打听到董仲舒墓的正确位置，原来它已经划在了某干休所院内。汉武帝曾在董仲舒墓前修董子祠，现在这间老祠堂旧貌换新颜，变成了干休所内老干部活动中心，几桌老年人正在里面热火朝天地打麻将。董仲舒墓在祠堂的北面，与他的身份相比实在寒酸，现在仅仅剩下一个巴掌大的小土包，周围砌砖墙围着，如果没有墓前的一方石碑，实在令人难以分辨。
“旷世草圣”的追随者
于右任在陕西书法界有着一大群忠实拥趸，他们将他的书法奉为圭臬，并潜心研究。1988年，由省里的书法研究者和政界人士一起发起成立了民间组织于右任书法学会。该组织现任会长王改民向本刊介绍说，学会一开始以书法研究为主，但在26年的发展中已经将于右任的文化、思想、诗词研究纳入其中，目前学会共有1300多名会员，共组织四届包括台湾、港澳地区，以及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地研究者在内的于右任流派展。“11月我们马上要去台湾参加于右任的书法论坛和展览，到时候要拜谒于老的墓，我们会带着他爱听的秦腔一起去。”
与他对碑学的巨大贡献相比，于右任的书法造诣甚至更为研究者称颂，研究者从他不同时期书写的作品中判断其风格的转向和笔法的日益纯熟。
钟明善在咸阳读高中时，中学校长梁益堂是于右任的学生，写一手漂亮的于体行楷令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书，导师霍松林又与于右任有忘年深交，1979年陕西省书协成立后，钟明善为省政协对台办写过第一篇介绍于右任书法的广播稿，早期还曾经访问过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学生胡公石等人，是国内于右任研究领域的佼佼者。他告诉本刊，于右任11岁时跟随关中有名的私塾老师毛班香学习，首先临习的是王羲之的《换鹅帖》，之后他又深受赵孟頫书法的影响。“光绪中叶，人们学习书法的首选范本依然是赵孟頫、欧阳询、董其昌等人，尤其是赵孟頫的楷书最为一般文人所推崇，是能被普遍接受的端庄、丰腴和温雅的风格。于右任的书法启蒙老师毛班香也是赵体的追随者之一，于右任一开始的书法练习就是围绕着赵体进行的。”钟明善说，“有人说于右任之所以抛弃赵孟頫，转而练习魏碑，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赵体中的‘二臣气’，因为赵孟頫是南宋贵裔，但在元朝却官居一品。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即使在于右任的字形完全借鉴魏碑方头滞重的风格后，仍然能看出他用笔上的清秀和圆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1919年所写的《富平刘仲贞先生墓志铭》。而到了1923年的《张清和墓志铭》，他已不再受制于魏碑扁方的体势，称要‘各尽字之真态’，逐渐形成了以魏碑为基础的于体楷书风格。”到了1928年书写《石室生虚白》中堂时，于右任又“在行书中融入篆、隶、草书的笔法，结字斜正夸张变形，个人风格已经逐步形成”。钟明善说：“在同一时期，他开始着手研究草书，搜集历代草书大家的《千字文》约300多种。”
标准草书的确立是于右任留在中国书法史上尤为重要的一笔。1932年，于右任在南京成立了草书社，在两年后改名为标准草书社。王改民告诉本刊：“之所以成立草书社，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一种使用罗马字替代汉字的潮流，于老痛感汉字书写费时，认为草书是一种最值得推广的书写方式，但草书又是最有想象力的，不同书家书写差异很大，后人很难认，所以他决心整理出一套草书书写的标准。”关于这段历史，草书社核心成员、著名书法家刘延涛在《民国于右任先生年谱》中写得非常详细：“自1932年先生成立草书社以来，以‘易识、易写、标准、美丽’为原则，致力于草书标准化，以兼顾草书之艺术价值，而弘扬其实用文字功能，然此工作实属不易。初，主张用章草，因章草之几大优点：其一为‘字字区别’，即字与字之间分割明白；其二乃‘万字皆同’，即章草之每字有其固定写法；其三曰‘笔断意连’，即笔与字之间不必实连，致使游丝满纸。于是，先生拟编订一部完善的《急就章》，将《急就章》彻底考证了一遍，但不久发现《急就章》存有许多缺点：许多字的章法太过落后，有些甚至不是草书；一些句子太过艰涩，以致许多字也成为‘死’字；‘一字万同’并不真切，草法不一。此时，草书社改变计划，预订一部完善的《二王法帖》。他们将散见于各种业帖和零章断篇的草书搜集起来，相互比较，取之最好，斟酌义理，编订释文，然而在浩繁的工作结束后却发现，二王之草书虽美，但在有些字的组织上，一些当时及后世的书者，都有更进步的书法。于此情境，先生不得不把一部已即将编订完成的二王法帖放弃，在此之后，草书社的工作才是编订后来的《标准草书千字文》。”
如今，在各地都有标准草书的研究者。解放后恢复成立了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址现在南京，同时台湾也成立了标草学会。在陕西于右任书法学会里，有两位会员曾经出版过《标准草书字典》，搜集每一个汉字的不同草书书写方法，历时几年，工程相当浩大。甚至在日本，也有一大批于体的追随者，编纂了于右任的书法字典，并成立书道会研究于右任的书法艺术。钟明善与日本书法界交流颇多，他告诉本刊：“高崎书道会原会长金泽子卿是于右任唯一的日本弟子，他的草书最能再现于老的神韵，书法水平在绝大多数中国同仁之上。”
今年10月上旬，钟明善在西安交通大学博物馆主办了一场于右任《望大陆》手稿及书法精品展览，于右任在美国的儿子、数学家于中令也亲自到场。这次展出的主要展品来自日本收藏家西出义心先生。钟明善告诉本刊，今年4月他去日本参加书法大赛颁奖时，顺道去看了西出义心的收藏。“西出义心先生只收藏两个人的作品，日本画家秋月明的画和于右任先生的字，还包括他的印章、镇纸、毛笔、衣服和长袍。”《望大陆》诗作是于右任逝世后在他保险箱里找到的，后来辗转到字画商手中，被西出义心买下。“我看到他收藏的手稿和于右任1962年的日记，非常激动。今年是于右任诞辰135周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我问西出先生能不能把这些收藏拿到中国展出，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但当时准备时间已非常紧张，没想到国家有关部门为此都给了特批，展品很快就运来了。”
碑拓与三学街
三学街西起书院门，从二者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这里曾是书香云集之地。于右任故居纪念馆的斜对面就是著名的关中书院，于右任也曾在此读书过一段时间。关中书院是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明末冯从吾怒辞朝官归故里，在书院门附近的宝庆寺讲学，弟子日众。为了给冯从吾创造更宽敞的环境，陕西布政使汪可受在宝庆寺旁修建关中书院，初建时建筑规模宏大，后因魏忠贤镇压东林党人波及冯从吾，熹宗下令将关中书院拆毁。一直到清康熙三年，关中书院才被重新修葺开启，至光绪年间，已成为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民国时这里改为省立师范学校，在书院的第一进院路旁还立着一块1933年师范学潮的纪念石碑。
除了大牌楼上学者王大智的隶书题名和门外小广场上的冯从吾纪念雕像，关中书院已然完全换了模样。现在的关中书院是西安文理学院初级教育学院“大一”年级的校园，清朝复校时扩建的东院现在是文化课的教室，书院正中为冯从吾讲学修建的讲堂“允执堂”经过历次重修，现在是学校图书馆，里面的设施已显得十分陈旧。
紧挨着关中书院西侧的是陕西师范附小，除此之外，老的学府都几乎消失殆尽。与碑林一起迁至现址时设立的京兆府学，后改成西安府学，一直沿用到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前，现在府学巷内能找到当年的魁星楼旧址，如今这里是三学街社区委员会。而长安学巷里的长安县学和咸宁学巷的咸宁县学，旧址都淹没在民居中不见踪迹了。
但三学街依然热闹。现在这里是西安著名的文房四宝街，也有一些做古玩杂件生意的夹杂其中，一些爱写字的老者在摊位上铺开毡子挥毫，也有一些靠写生赚钱的街头画家，随手描摹几张人像，摆在旁边招揽生意。三学街的文房四宝特色是在90年代才慢慢形成的，街上的老住户李辉宇对当时的改造印象深刻。他告诉本刊，当时家里房子已经年久失修，正是需要重建的时候，碑林区给的政策不错，“出图纸，帮住户通电，通上下水，还减免了很多配套的费用”。改造后，三学街统一成了明清仿古街的样式，逐渐聚集了很多来做笔墨纸砚生意的商人。李辉宇家开了间字画装裱店，他始终坚持祖传三代的纯手工手艺，所以慕名而来找他装裱的人特别多，他已经忙不过来。他家门面房租给一个叫马景相的退休教师。马景相爱好写字，退休后就在这里练字卖字，怡然自乐。马景相是陕西武功人，离于右任的老家三原县很近。他告诉我们，他的大伯马秉刚书法非常好，并因此与于右任结缘，于右任创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时，将马秉刚介绍到该校的秘书处去工作。“我小时候就是跟大伯学的书法，他写字我磨墨，过年他写春联，我写敬神的小联。”马景相的字工整而收敛，他说因为自己第一个练习的字帖是大伯送他的柳公权《玄秘塔碑》，之后又练了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和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这几部作品直到现在仍被书法界奉为经典。
收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颜氏家庙碑》
与其他的书画用品街相比，三学街最大的特色就是数量庞大的碑拓帖。随便打听了一下，一小幅的《兰亭序》25元，大幅的《集王圣教序》50～60元。碑林博物馆里也有几个专门卖碑拓真迹的摊位，问了价格，一幅最小尺寸的碑拓也要将近200元。
碑林博物馆的拓印主管赵旗让我们不要去外面买碑拓，“假的很多。有些甚至翻刻的不是石碑，而是木板，成本很低，但很容易分辨出来，木板没有石质感，印出来墨色均匀，没有花纹”。尤其是有些声称是唐、宋原碑的拓片，更加存疑。“国家文物局已经规定，元代及元代之前的碑刻不得进行拓印。很早以前从碑林流出去的唐代原碑拓印本数量已经非常少了，基本上我们对它们的流向都很清楚，一般市面上很难见到。”
所以，我们在碑林里能买到的拓片或者是明清书法家的作品，或者是明清时期碑刻师复刻先人的作品，甚至还有一些是现在拓印部老师重新复制来的。“印得多必然对碑有一些损伤，这时候就要洗碑，如果有些笔画因为反复拓印已经变浅变窄，还需要拓印老师重新开凿，所以即便是明清时期也是需要适当复刻新碑的。”赵旗说，复刻石碑的难度非常大，要先用印蓝纸在原碑上双勾双描，再将其刻至新碑上面。“原碑对于原作的还原本身会有误差，再加上时间久远很可能还有损失，现在重新刻碑，这种差距没准会更加拉大了。”
但碑林已经尽力寻找最优秀的老师来完成这项工作。赵旗说，解放前，碑林周边有9个碑拓铺子，“每年交50块大洋给碑林的管理部门，但并不是随时都可以拓，9个铺子轮流进去，每个铺子可以连续拓印一周，并且只能是一个技师带一个徒弟，不能再有其他人进去”。解放后，碑林收回了拓印权，几家铺子被取缔，原来经营碑帖铺的师傅赵敏生成了碑林博物馆里第一个拓印主管，另一个铺子的姚师傅后来成了第二任拓印主管，现在拓印部的老师们都是赵、姚及赵师傅徒弟张师傅等人的学生。
转自书法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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