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书摘一则：逍遥游-上海异人娼馆
冯天魁
突然发现某些特定角度的洋子阿姨也是迷之好看
【毕竟婶最爱干的事情就是装嫩】
【这首曲子QQ音乐居然没有，手动上传，侵删】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这篇《逍遥游》，放在庄子的开篇第一卷，如果是在中国大陆接受过高中语文的教育，想来都该朗读并背诵过全文。
文本随《庄子》成书后，郭象注，成玄英疏，后世勘校训诂若干，不当还有错漏。但前两天顺着郭象的注读掉之后，还是觉得自己顺着高中语文课的思路把文本从道家读到了墨家哪里去，这么读书的人想来不会只有我一个，所以写一篇驳正。
的确，从常识的角度出发，很容易把《逍遥游》理解成一篇递进展开的文本。从鲲鹏开始下笔，写其背“ 不知几千里也 ”，徙于南冥则“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极言其大。又以“ 翱翔蓬蒿之间 ”的斥鴳笑之，似言斥鴳之愚弱更显鹏之强远。尔后又言宋荣子、列子之“ 定内外，辩荣辱 ”与“御风而行”，示此二人更在“ 去以六月息 ”的大鹏之上，但“ 乘天地，御六气 ”的圣人似又在荣子、列子二人之上，足见混一天地，统合六气的至道和与道化为一体的圣人才是高于世界一切的存在，至此在递进展开的顶点上收束全文。
但是我们要做这样的解读，一个先行的预设其实是大胜于小，多胜于少，强胜于弱。用这种预设往文本里套，才能够说“ 上九万里 ”的大鹏胜过“ 翱翔蓬蒿 ”的斥鴳，“ 八千岁为春 ”的大椿胜过“ 不知晦朔 ”的朝菌，“ 犹然笑之 ”的宋荣子胜过“ 知行徳能 ”的常人。
这种预设从常识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合理的，但是放在庄子这里就很可疑。因为就在《逍遥游》之后的第二卷《齐物论》中，庄子就告诉我们：“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 而庄子的朋友惠施更是在“ 历物十事 ”中提出：“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 考虑到两人常常撕逼，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的惊人一致绝不该只是巧合。
如果我们假设庄子不会在后一卷抽前一卷自己的脸的话，应该就只能是我们错了。《逍遥游》的结构可能并非由斥鴳到大鹏，由大鹏到宋荣子直至圣人的递进展开，而是一种“ 二元对立 ”般的对比。
如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描述庄子的辩证法，逍遥游反映的并非是量变和质变这对范畴的转化，而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
具体到文本上，就是《逍遥游》中出现的所有形象，从斥鴳到“圣人”，其实只分两种，即对于外物“ 有所待 ”因而也受困于这种外物的，故停留于必然王国的种种，和“ 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 ”而对外物“ 恶乎待哉 ”，已经踏入自由王国的圣人。
因而对于尚在必然王国中的斥鴳和大鹏二者而言，彼此之间并无本质区别，而仅仅是依赖的外物有所不同，二者的高下并非二者本身的高下，只是二者所依赖物之高下，或是风之厚薄，或是翼之广狭。六月之息起时，鹏自可徙于南冥而后反，斥鴳则只能翱翔蓬蒿之间，倘使若无风，则鹏仅能匍匐地下而与衰草泥沙俱，斥鴳或反能以“腾跃”、“决起”之姿，翱翔蓬蒿而不改。
用郭象在注疏中的话说，就是：
此皆明鹏之所以高飞者，翼大故耳。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其事，其济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营生于至当之外，事不任力，动不任情，则虽垂天之翼不能无穷，决起之飞不能无困矣。
从同样的角度出发，认为朝菌“ 不知晦朔 ”，而不及大椿，或宋荣子“ 犹有未树 ”，而不及列子，都是相类似的谬误，不问“ 齐物 ”而只谈“ 逍遥 ”，才能得出某物比某物“ 更逍遥 ”这种荒谬的结论。
这种谬误的解读能够成为某种意义的主流，或许多少还是受了儒家修养论的影响，儒家修养论的确很重视量变质变的转化，这一点在《大学》中不难看出，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相邻两者之间都存在着很强的递进关系。但这种类似的逻辑在这里就成了谬误，庄子的修养论无论如何不可能教你通过占有更多外物的方式一天地，御六气，因为一旦人想要占有某物，人和物的二元对立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物只能是物，而不会与人混同，就像大鹏只是在凭借风，而风并不是大鹏，这和齐物我，一天地的方法论并最后达到“ 道 ”的目标是根本矛盾的。
当然庄子毕竟是中国辩证法第一人，这种“ 必然王国 ”与“ 自由王国 ”的二元对立最终是要在矛盾运动中被扬弃的。但这种扬弃绝非是要求斥鴳做到大鹏的样子，大鹏做到宋荣子的样子，然后最终在列子的位置上，如同鲤鱼越过龙门一般，达到“ 圣人无名 ”的地步。庄子的扬弃是作为必然王国的全体向自由王国的转化。而在这个层面上说，斥鴳，大鹏，宋荣子，列子之中都蕴藏了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倾向。如斥鴳以“ 翱翔蓬蒿 ”为飞之至而笑问大鹏“ 彼且悉适？”，其实并非是刻摹斥鴳之愚，而是恰恰是斥鴳能够自明飞之至而得其乐。从受困的一面来看，斥鴳因受制于其本质与能力而不得高飞，尚停留在必然王国，但从不受困的一面来看，斥鴳虽被限于“ 蓬蒿之间 ”，而翱翔以为乐，已然踏入自由王国。
用郭象的话说就是：
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知人论世的确是很重要的，至少在读三玄的时候，把某种庸俗的“ 唯物主义 ”排出体内，可能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以经解子写了些半明不白的东西，犬儒的马克思主义，轻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