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书以名学的缘由(4)-明月清风我a

冯天魁

书以名学的缘由(4)

考据学在清代达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统治时期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通过设博学鸿词、开四库馆牢笼知识分子的文化政策有关,学者们沉潜古义,以处为出,既有益于学术,又可以自保。如章太炎所说:“近世为朴学者,其善三:明徵定保,远于欺诈;先难后得,远于徼幸;习劳思善,远于媮惰。故其学不应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检论》卷四:《学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但另一方面,以考据为其特征的清代汉学,又是直承宋明理学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学末流而来,虽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现的,却是中国学术发展之必然。早在明朝的嘉、万年间,陈第撰《毛诗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风,提出“本证”、“旁证”的原则。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之前,杨慎著《丹铅总录》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证事物见长,随后又有陈耀文的《正杨》、《翼杨》等书,继续加以辨证,开了考证学的先河参看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至顾炎武则进一步发挥之,所谓“亭林之学,成于责实”(包世臣语),终于为专门汉学的兴起准备下坚实的地基。只是到了后来,繁琐日甚,始于考据,止于考据,完全丢弃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倡导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把考据和义理对立起来,这已是汉学的末流了。同时代人章学诚已发为抗议,批评当时的风气“徵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卷九:《与汪龙庄书》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显然单纯的汉学已不能满足我国学术发展的需要。回过头来看,还是戴震和章学诚的态度和方法比较允当,既纠正了宋明儒末流的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证就是一切的极端,将义理、考据、词章结合起来据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披露,戴震开始认为:“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后来又说:“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这一转变,说明戴氏学术思想是义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义理的地位。见《戴震集》附录三,第486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兼顾并用,实为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今天仍值得弘扬。

章炳麟把清儒治学原则归纳为六点:一、审名实;二、重佐证;三、戒妄牵;四、守凡例;五、断情感;六、汰华辞。《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说林下》。这六点既是考据的原则,又是考据的方法,对学术研究具有普遍意义。广义地说,文史各学科均离不开考证,并不是只有研究《红楼梦》才需要。那末,为什么还要说红学之为红学与考证有关呢? 问题在于,《红楼梦》不是一般的作品,我们前面指出的诸种特殊性,特别是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使得红学考证显得格外必要。研究问题的前提条件是弄清楚对象的性质,如果《红楼梦》是谁写的,哪些出自曹雪芹之手,哪些是后人妄改,何者为脂批,何者为正文,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有哪些异同,这些基本问题不分辨清楚,红学就失去了稳定的对象,一门学科的形成便无可能。另外几部古典文学名著虽然也存在类似问题,如《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迄无定论,《水浒》的成书过程也相当复杂,但情形都不像《红楼梦》这样严重。而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借助于考证。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的:“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189页至190页,上海书店1980年复印本。现在看来,胡适这些话并没有错,至于他的具体结论是否正确,方法上存在哪些毛病,是另外的问题,下面几章我要具体谈到。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写于1921年,依时间而论,比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晚了四五年,蔡元培《石头记索隐》载1916年《小说月报》第7卷第1—6期,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但索隐派红学没有考证派红学的攻伐则影响不彰,所以真正的红学——成为一门学问的红学——应从胡、蔡论战算起潘重规先生在《红学六十年》一文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经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资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按潘说极是。详见潘著《红学六十年》第1页,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从那以后,红学长时间都是考证派的天下。一些学者为红学所吸引,许多治文史的人关心红学,大都是红学考证的影响所致,因为考证容易引起人们的学术兴趣。研究其他古典文学作品固然也需要考证,但没有像《红楼梦》运用得这样集中,形成一种引人注目的独特的研究方法。考证的语言跟一般的论述不同。我们读俞平伯考证《红楼梦》的一些文章,或者看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那是另一番笔墨,另一番特色,另一番心思。考证文章如写得好,很有味道,本身就有欣赏价值。我认为考证对于使《红楼梦》研究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有功不可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