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习仲勋被批后，周恩来发怒：这是给国家抹黑-伟人时刊
冯天魁
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周总理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
1958年4月，习仲勋陪同周恩来乘飞机视察三门峡水库工程
习仲勋是我党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冲破“左”倾思想的重重阻力，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在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期间，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习仲勋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文艺工作者的贴心人
1951年秋，毛泽东准备让习仲勋担任中宣部部长，他在同胡乔木、林默涵两位同志谈话时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1952年初，毛泽东在与薄一波谈话时问道：“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薄一波的回答是：“年青有为。”在延安时，他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担任中宣部部长前，习仲勋曾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难以担当起领导全国宣传文教的重任。毛泽东打了个比方：“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2年9月，习仲勋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发表了长篇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
习仲勋是一位内行的文艺领导者。他认为，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作家有责任，但是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为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习仲勋认为，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不能完全否定。即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而不是乱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对于文艺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可以追溯到主政西北局的时候。1947年4月5日，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他号召文艺工作者配合西北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到哪里，笔杆子就到哪里，动员广大人民为反蒋（介石）、胡（宗南），反封建而斗争。习仲勋关心文艺工作者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排忧解难。同年l0月，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组建香玉剧社，自任社长。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全国上下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正义战争的捐献热潮。朝鲜战场传来消息，我军某高地遭受百余架敌机的丧心病狂的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阵地失守，常香玉听到广播后悲愤难眠。翌日清晨，她把丈夫陈宪章拉起来说：“宪章，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得很艰难，咱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事？”陈宪章理解她的心情：“咱俩用义演的办法为志愿军捐一架飞机吧！”不久，习仲勋知道了这件事，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热情，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名义进行捐献演出吧！”为了帮助常香玉搞好义演，习仲勋委派西北局文化部的马运昌、毛云霄、荆桦三位干部协助剧社从事捐献演出工作。对在建国后“左”的路线中受到打击、经历坎坷的丁玲、胡风等作家，习仲勋也给予了很大的关心。丁玲和胡风去世后，因为悼词问题，家属和有关方面存在分歧，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了他们的历史贡献，使得追悼会顺利召开。
1953年9月后，习仲勋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他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习仲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习仲勋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小说《刘志丹》与习仲勋蒙冤
2002年，一位中央领导在看望病危的习仲勋时，曾评价他“英雄一世，坎坷一生”。在习仲勋一生所遇到的挫折与坎坷中，小说《刘志丹》冤案就是最大的一个。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那么，习仲勋是怎么与小说《刘志丹》联系起来的呢？
50年代中期，刘志丹的弟媳、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准备写小说《刘志丹》，习仲勋知道后忧心忡忡。他深知陕北根据地党的历史问题是十分复杂的，即使1942年底在延安由中共中央西北局专门召开过高级干部会议，对过去的历史问题作了决议，但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现在要写关于刘志丹的传记小说，势必涉及当时各个方面有关人士，写不好就会重新引起纠葛。时任监察部副部长的刘景范对习仲勋说：“陕北的干部死的死，坏的坏，《刘志丹》这本书，你不支持谁支持？”中宣部有位负责同志也赞成李建彤的创作。刘志丹的老战友、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马锡五，也劝说习仲勋支持李建彤写小说《刘志丹》。在他们的劝说下，习仲勋改变了以前的态度，就说：你们出版一下也可以嘛！但习仲勋并未向组织出版这部书稿的工人出版社讲过什么意见。
工人出版社从1956年开始就抓这部书的出版，李建彤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先后走访了300多位老同志。到1959年冬，李建彤写出了《刘志丹》小说第三稿，送给习仲勋审阅。当时正值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运动时期，政治气氛相当紧张。习仲勋感到不仅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会在当事人中引起纠纷，而且也与当时多事的政治环境不相适应，因而对她的小说提了一些意见，建议她按照片断来写，不要写成大部头。然而，李建彤并未接受习仲勋的意见。到1961年春夏之交，她又送来了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习仲勋自己工作很忙，就让秘书帮着审稿。
秘书被小说中刘志丹的精神所深深打动，所提出的问题无非是技术性的问题。习仲勋先后两次召集李建彤、马锡五和工人出版社两位编辑进行座谈。马锡五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熟悉当年实际情况，又是保安（志丹）县人，曾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习仲勋特别强调了写这本小说的目的主要在于教育青年一代，主要笔墨用在写毛泽东思想，把刘志丹的个人经历写成全国的缩影与毛泽东思想的缩影。这是习仲勋根据他的切身体会，为了避免引起党内再次发生纠纷，并使这部小说能更全面、更准确地反映刘志丹贯彻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而提出的。
1962年7、8月间，在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看到《刘志丹》小说送审稿时，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中涉及的西北历史问题，很多与事实不符，不赞成出版这本书。同时，阎红彦又看到了《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载的小说《刘志丹》部分章节。阎红彦也是陕北革命早期领导之一，他一面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载，一方面报告康生。康生得知这一情况后，虽则他并没有看过这部小说，却立即断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带有政治倾向性的。”
这一时期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康生认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出席全会的同志一时无法明白事情真相，习仲勋只好向周恩来总理请假：“我最好不参加会议，让我好好想想问题，花点时间准备一下，检查我的错误。”正当习仲勋陷于极度苦恼之中的时候，周恩来与陈毅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委托来找习仲勋谈话。周恩来握着习仲勋的手说：“党中央、毛主席是信任你的，让你代表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即使出了《刘志丹》小说这个问题，错了就改嘛。我们还是好朋友，千万不要有一念之差。”习仲勋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向周恩来表示：“总理，您放心，这点我不会。我准备回农村去做个农民，革命也不是为了做官，种地同样可以革命。”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洛阳矿山机械厂当副厂长，李建彤则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文革”爆发后，康生更不会放过习仲勋。1967年1月4日，习仲勋被揪到西安接受批斗，此后身陷囹圄。
其实毛泽东并未看过小说《刘志丹》，他对这部小说也并没有什么成见。毛泽东曾讲过：“仲勋同志是个好同志，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他有什么问题！那本小说还没有出版嘛，我的一句话，把问题弄大了。我那次说的话是泛指。”但是康生并不肯善罢甘休。周恩来的处境也不好，但是他对习仲勋十分关心。看到习仲勋在西安被揪斗的照片后，他批评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随便把习仲勋抓到西安！这样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我们国家抹黑。”周恩来下令把习仲勋军事管制起来，实际上是把他保护起来。1968年1月3日，周恩来派飞机把习仲勋从西安接回北京，交给北京卫戍区监护。
1974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小说《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等人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后才向习仲勋宣布：《刘志丹》一案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1979年6月，中组部向中央递交了关于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认为《刘志丹》小说的创作过程是正常的，没有什么阴谋，没有根据说习仲勋、刘景范、李建彤在此书创作过程中结成秘密反党集团，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阴谋集团活动。从案件前后经过看，所谓利用《刘志丹》小说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冤案。报告提出，因小说《刘志丹》案而受到迫害、诬陷和株连的一切人员，都应该恢复名誉。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这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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