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书法，中华文化的生命线-中华书画家杂志
冯天魁
余秋雨，1946 年生，浙江余姚（现慈溪）人。1966 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2008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2012 年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秋雨书院”。与此同时，兼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上海图书馆理事长。
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先后荣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1984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6年）、上海优秀文学艺术奖（1991 年）、中国出版奖（1992 年）、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1993 年）、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1995 年）、台湾读书人最佳书奖（1997 年）、北京《中关村》“最受尊敬的知识分子”奖（1998 年）、香港电台最受听众推荐奖（2001 年）、台湾白金作家奖（2002 年）、马来西亚最受欢迎华语作家奖（2002 年）、全球数据测评系统推荐影响百年百位华人奖（2006 年）、台湾桂冠文学家奖（2010 年）、全国美术书籍金牛杯金奖（2014 年）等。
出版有《中国文脉》《山河之书》《千年一叹》《行者无疆》 《何谓文化》《吾家秘史》 《北大授课》《极品中国》《文化苦旅》《霜冷长河》《人生哲思录》《远方演讲录》《中国戏剧史》《世界戏剧学》《艺术创造学》《观众心理学》《重地碑书集》《经典今译帖》等。
书法，中华文化的生命线
张公者：如何评定中国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余秋雨：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分两个属性，一个是工具属性，一个是精神属性。
所谓工具属性，小而言之，书法是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工具；大而言之，中国文化能够流传到今天，也是以书法作为工具，这条黑黑的墨痕其实是中华文化的生命线。书法在中国文化上的精神属性，是中国文化人格最抽象的一种描绘方式。那些流动的线条正好对应着历来追求的君子风范，他们的举手投足，他们的风雅品貌，都在这个线条当中体现出来了。一个人从小每天在书法当中慢慢地磨炼，就是在修炼自己的精神品格。只要懂书法，从满纸云烟当中就可以看得出中国文化人格。
张公者：书法的工具性是独一无二的。离开了汉字这种文字工具与载体，书法就不复存在。可以这样讲，人类文字当中唯有汉字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工具与载体。作为记录语言的汉字与作为艺术的汉字书法成就了人类文化史的辉煌。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它是物质的；作为艺术性的存在，它是精神的。
余秋雨：这里有三个范例，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三种法帖可以说是中国人格美学最典范的体现。三种强大的人格，通过三幅书法，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人格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时代概括力。王羲之的《兰亭序》，它产生在魏晋的乱世。中国文化许多奠基性的创造往往都是在乱世完成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具有这种奠基性的重要价值。王羲之的书法潇洒典雅，既有君子风范，又有魏晋名士遗留的那么一种浪漫和收敛，体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文人的集体人格。后来的很多文人、书法家几乎每天都要背写一遍《兰亭序》，但主要是临摹笔触和布局，却很少品味《兰亭序》的文本内容。其实《兰亭序》的形态和内容是互相辉映的，我们可以由此更清晰地了解他们这群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顺便关注一下《兰亭序》的文本内容。你看，王羲之先讲他们聚会的时间、地点、气候、气氛，然后就讲到了人生观。他说人活在世上有两种追求，对内可以寄情抱负，对外可以寄情山水。不管是寄情山水还是寄情抱负，只要情绪安定而不躁动，都可以。怎样才能使人安定下来呢？那就要求这个人必须要有理念。当时在魏晋名士中最常读的理念就是要贯通生死。而王羲之说：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贯通生死，而是要贯通古今。如果是贯通古今的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留下那么多诗，我还写了这个序，时间就像眼下的流水一样流去，以后总有一天会有很多人看到的。这是一篇表现君子情怀的优秀短篇散文。王羲之的笔墨是这种情怀的杰出外化方式，加在一起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人格的精彩代表。《兰亭序》是公元4世纪的事。我们再跳到公元8世纪，要看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了。这个《祭侄文稿》不仅是书法杰作，而且还是在中国历史最大折裂处的一次人格大奔放，极其灿烂又极其悲壮。我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最大折裂处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时，朝野在震惊之余束手无策，第一个站出来组建武装力量长途平叛的，居然是颜真卿本人。他们全家，为这场战争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以一门悲烈，维持着大唐文明，抵制野蛮的罪孽。两年以后颜真卿亲自写文来祭侄子，他以笔墨哽咽着，以撇捺祭奠着。那淋漓顿挫的笔触，撕肝裂胆的篇页，我每次看到都激动不已。激动的程度，超过观看毕加索那幅抗议法西斯暴行的《格尔尼卡》。从8世纪到11世纪，我们又拥有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苏东坡没有王羲之那么好命，也没有颜真卿那么磨难，但在文化上却又比他们更全才。在文化上，他几乎什么都行，因此多种风浪也就汇聚到他身上。如果说王羲之是乱世当中的典雅人格，颜真卿则是盛世当中的悲壮人格，那么苏东坡则代表着一种更理想化、也更亲切的放达人格。三个帖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又是三个群体的最高体现，这三个群体又反映了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又是中国文化的关键时期。所有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大唐和北宋，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的话，中国古代的辉煌，我想大半可以涵盖了。因此，三幅行书，成了中国文化史最抽象的、最概括的外化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史最壮丽的部分。
张公者：这三种法帖不仅是书法艺术杰作，同时也是作者人格的体现。是那一时代的精神、文化与杰出人物的代表。后人把三种法帖称为“天下第一、第二、第三行书”是有深刻涵义及令人信服的。它们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书法艺术创作本体的高超，在文本上也给人启迪，对生死、人生、国家、庶民，都有让人值得思考的论述。法国的熊秉明先生曾说过：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中的核心。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余秋雨：我同意。我曾经谈到过类似的观点。我刚刚分析过，历史上重要的书法作品已经处于核心中的核心地位了，别的文学艺术门类不要难过。欧洲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荣格说过，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我进一步说，人格的外化方式一定是抽象线条，中国书法的线条把中国文化人格的几个重要方面都充分呈现了。你看，笔墨的流动状态就是逍遥游，君子高高大大的袖口在转笔处抖动，他们的表情变化，他们的气节刚正，全在笔墨间体现出了雍容与华贵。他们还必须遵守规范，在规范当中取得自由，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体现在书法当中。这种抽象提炼，恰恰是最高提炼。8年前，在法国的塞纳河畔，我曾经和一个法国建筑学家有过一次争论，这个争论当时凤凰卫视播放过。那位法国建筑学家非常喜欢中国，喜欢中国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但他对我说，他有一点不喜欢的就是中国的审美水平太低。我说你指的是什么？他说你看，全是大红大绿，大金大银，大红灯笼，画龙画凤。他说不仅在北京看到，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也有看到。他说，世界上任何具有审美水平的人都知道，艳俗的色彩泛滥是低级审美，你们怎么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低级审美呢？我听了就明白了，说你说得很对，但是你误解了中国几千年的审美传统。我讲了两个证据。第一，在2500年前，世界上首批大哲学家同时问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哲学家提出了“五色令人目盲”的观点，他就是中国的大哲学家老子，我没有看到其他文明故地的哲学家提出过类似水平的观点。“五色令人目盲”，说明中国人并不喜欢艳俗的东西；第二点，我希望你注意，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用一种黑色的线条横贯几千年，构成了自己文化审美的最高形态，所以说中国人其实比世界其他民族都知道收敛之美，单纯之美。他抱歉地说，他都不知道。他说，希望你们能保持啊。我说我们一定能保持，一定能够恢复到这一点。
张公者：当我们在研究古代书家的生平时，我们知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都是“为官者”。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名家也多是官员。那么，中国书法和古代政治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余秋雨：没有直接的关系。宽泛地说起来，古代的政治生活中离不开书法，中国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文人，文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其实是以自己的文化人格作为基础的。书法是文化、人格之外化，所以当然和政治有点关系，但书法和政治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可以讨论的关系。
张公者：书法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什么样的价值？
余秋雨：“五四”以后推广白话文，钢笔文化“战胜”了毛笔文化，留下来的毛笔文化主要是一种美丽的工具性存在。
张公者：过去人们用毛笔来进行书写，记录语言，那个时候可以理解为工具性。而今天大家不用毛笔写字了，甚至连钢笔都不用而直接用电脑了，为什么还是工具性存在呢？
余秋雨：这是因为书法进入了公共审美阶段。当代书法在公共审美领域又出现了几种方式，例如旅游点的碑刻，商店的招牌，书画展览中的展示等等。由于表达工具主体的改变，很多人已经不会写书法，因此书法已经不能作为人格的一种外化形式，因为很多很好的人，字写得很坏。现代书法家人数也不少，但在全社会中还是很小的一群，书法在他们手上更多地是审美形式，而不是人格外化。其实在古代，一个具体的人的书法技术与他的道德品质也不能等同，我说的人格外化是整体化的。
张公者：所谓书品即人品。如您所说的书法的另一个最重要属性—精神属性，它是书法得以传承数千年不衰的令人神往的高贵品性。
余秋雨：钱鍾书先生曾经提到，“文如其人”的说法有很多例外。说“文如其人”或“书如其人”，不是一个规律，而只是对少数完全合一的人的赞叹。
节选自《文化行者——张公者对话余秋雨》，采访时间：2009年5月29日；采访地点：上海·耕月人茶社。
余秋雨翰墨展
开幕时间：2017年5月25日 15:00
展览时间：2017年5月25日至6月5日
展览地点：中国美术馆（三层）
前言
余秋雨 踏莎行?苦旅
二十几年前，全国各地在修复重大古迹时总要立碑为纪。但是，碑文请谁来写，成了一个难题。不少地方向当地文化界和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多数投给了余秋雨先生。大家充分信任他的阐述高度、文字魅力和文化声誉。余秋雨先生写成碑文后，接下来应该选择书法家来抄写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余先生自己的书法也非常出色，于是就出现了碑文、碑书皆出一人之手的美事。这在现代，已不可多见。这次翰墨展第一部分所呈现的《炎帝之碑》《法门寺碑》《采石矶碑》《大圣塔碑》《金钟楼碑》，都是余先生亦文亦书的作品，均已镌刻于各大古迹的重要地位，成为醒目的文化景观。在这些大碑之后，紧接着展出了余先生为国际正义人士何凤山博士、著名电影导演谢晋写的墓志铭。余秋雨先生所写的碑文和碑书，受到各地专家的高度评价。他的碑文，突破老式碑文的骈赋套路，恢宏、高雅、畅达，具有现代思维高度，又便于普通游人诵读；他的碑书，吸取二王、米芾、赵孟頫、文徵明的行书风姿，兼容庄严和潇洒。除了长篇碑文、碑书之外，各地文化景点还纷纷邀请余秋雨先生题额。其中有些题额已广为流传，例如为四川成都题写的“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这次翰墨展选取了小部分题额，例如“仰韶文化遗址”“萧何曹参墓园”“魏晋名士行迹所在”“中国由此迈向大唐”“千佛崖”“南川金佛山”“乌江大桥”“昆仑第一城”等等。
余秋雨 采石矶碑（局部）
翰墨展中最有气势的部分，是“经典译写”。余秋雨先生用优美的现代散文翻译了屈原的《离骚》、庄子的《逍遥游》和苏东坡的《赤壁赋》。自从余先生的译本问世之后，每逢端午节，众多网友都会交相推荐“余版散文《离骚》”，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翻译之后是书法。余秋雨先生用行书书写了《离骚》全文，又以草书书写了《逍遥游》全文。由于两文篇幅很长，古代文人几乎都不能一鼓作气地以大字完成。这次翰墨展，见证了当代中国文化大师的生命奇迹。此外，余先生又反复恭敬地书写了《心经》。佛教胜地普陀山、宝华山，均已采用余先生的《心经》写本付诸镌刻。在这次翰墨展中，观众可以看到这一写本的各种形态。
余秋雨 屈原《离骚》（局部）
“翰墨”这一概念，除书法的含义外，还包括了文章和著作。这个翰墨展的又一特别亮眼之处，是辟出一个区域展出了余秋雨先生的大量著作。余先生三十多年来婉辞一切社会事务，专心从事最高层级的文化考察和写作，留下的著作量十分庞大。而且，这些著作在全球华文读书界一直保持着惊人的畅销记录。翰墨展将会出现庞大的“书壁”，比较系统地展出余秋雨著作的大陆版、台湾版、外文版。此外，翰墨展又会展出部分盗版书。展出盗版书的目的，一是反映余先生著作的受欢迎程度，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十年来国内反盗版工作的卓有成效。总的说来，翰墨展中的书籍展区，体现了余先生与一般书法家的重大区别。在中国历史上，书法并不是一门独立的技艺，而是内在文化涵量的自然外化。余先生是恢复这一文化传统的当代典范。
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供稿
展览现场
《中华书画家——余秋雨专辑》
部分书法作品
余秋雨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余秋雨 墨迹跋语（附局部）
余之笔墨，不同书法。书法如名厨献艺，彰显其技，且以此技为毕生主业。余之笔墨，则如家妇治餐，只求实用，餐外尚有诸多要务。
余之情状，略近古人。古之学者，每日执笔，皆直抒襟怀，唯倾意于自撰之文，自吟之诗。凭此，谓之文士，谓之诗人，而不易割取其锋毫，谓之书法家。及至现代，笔墨之世消退，故有专业书法留其形貌供奉一角，此亦中华文化面临转捩之无奈别径，颇可首肯。
考之历史，每于转捩，必有遗世之人兼及两端，左右呼应。余即为其中一例，自幼熟习笔墨古风，长而写作现代文章，即使余之万千读者，亦不知余之双重秘藏。及至全国各地邀余书写诸般大碑，方知余习惯于自文自书而不假他人之手，一时称便称奇。
今余老矣，终可坦言，此笔墨之秘，并非巧技偶拾，实乃余浮生之依。余命何在？辨浓淡墨色、纵横笔迹可也。
余秋雨 中华首刹
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在内地建造的第一座寺院。相传东汉永平七年（公元 64 年），明帝听说西方有异神，便派遣使者前去天竺求法。永平十年，使者和天竺僧一起护送佛经、佛像回到河南洛阳。
据《洛阳伽蓝记》称，因佛经由白马驮来，故建寺曰白马寺。我的这幅题词，是三十多年前由白马寺僧人几度辗转托我书写，文字也为白马寺所拟定。
余秋雨 昆仑第一城
昆仑第一城，即新疆喀什的叶城，地处叶尔羌河上游，故名。此城置身于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连接处，可通西藏阿里地区。世界各国登山攀援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也以此为起点，所以，又被称为“天路之始，昆仑之门”。
昆仑山下的喀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世界各大文明交流的驿站。大唐文明的形成，离不开这一西域通道。佛教和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也以这里为主要门户。因此，这是研究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必要课堂，即便山高路远、沙漠阻隔，也应一再抵达。
我的这一题词，刻凿在昆仑山的山石上，以表后代学人对古代伟业的无限崇敬。
余秋雨 千佛崖
千佛崖位于四川广元嘉陵江边的山崖上，为北魏至明代石刻佛像洞窟系列。洞窟紧贴沿江古栈道，可谓大通道边的精神长廊。
广元尚有其他著名大通道，例如李白咏叹过的剑门蜀道，以及举世罕见的汉柏大道。
与千佛崖名称相近的，有敦煌千佛洞即莫高窟，还有济南千佛山即历山。
我的这幅题字镌刻在洞窟门口时，做横向排列。
余秋雨 魏晋名士行迹所在
公元三世纪，在大汉铁骑、三国刀兵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文士。他们轻视权位，摒弃尘世，质疑儒学，不拘礼法，崇尚自然，纵情山林，抚琴饮酒，精思玄谈，史称魏晋名士，其中又以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等“竹林七贤”尤为著名。人虽不多，时虽不长，却空前绝后，风靡久远，足可傲啸整部中国文化史。据考证，河南云台山百家岩，应为魏晋名士主要行吟之地。故立此碑，以志敬仰与缅怀。
余秋雨 乌江大桥
为贵州思南乌江大桥所书，问询已刻之桥畔。余至今未曾抵达，获邀题额，即想见高山激流、鏖兵险迹，不胜神往。
余秋雨 萧何曹参墓园
萧何、曹参皆为西汉初期大臣，大汉基业之重要奠基者。萧何有追韩信、治关中、立九章等诸多功绩，曹参继萧何为相，延续“天下俱乐其美”之国策，故有“萧规曹随”之成语。
两人墓园坐落于今西安近郊航空城内，当代创业者重修墓园，恭敬祭拜，以期再续千秋雄魂、大汉风范。
余秋雨 炎帝之碑
华夏远祖，采猎荒沙，幸有王者，首教耕稼。此王者谁？神农炎帝也。
长夜漫漫，如海无涯，幸有王者，燧得光华。此王者谁？神农炎帝也。
泥昧岁月，邪疫如麻，幸有王者，尝草治煞。此王者谁？神农炎帝也。
天下初成，随处杀伐，幸有王者，安民以罚。此王者谁？神农炎帝也。
伟哉至尊炎帝，山岳难比其大。首举文明之炬，始植民生之花。千古开拓之斧，凿定创建之法。
并肩轩辕黄帝，共奠东方巨厦。历尽万劫未灭，永远蓄势待发。后世亿兆子孙，无论海陬天涯，只须语涉炎黄，皆能视若一家。
家园门庭已扫，慈颜如诗如画。炎帝安寝之地，崇陵又起紫霞。呼集六合同胞，再祭炎帝文化。兼有雕像新立，株洲神农城下。自此万方心泉，齐向是处倾洒。拜谢鸿濛先人，佑我煌煌中华。
余秋雨 法门寺碑
佛指在此，指点苍茫。遥想当初，隐然潜藏，中土雄魂，如蒙寒霜。
渺渺千年，再见天光，众生惊悦，世运已畅。觉者顿悟，兴衰巨掌。
法门于斯，吐纳无量。矫矫魏晋，赫赫盛唐。袈裟飘忽，驼影浩荡。
梵呗如云，诗韵如浪。祈愿此门，不再雕敝。启迪人间，引渡万方。
余秋雨 大圣塔碑
长江之南有句容城，句容城中有崇明寺，崇明寺内有大圣塔，此自古以来远近尽知之事也。
大圣塔因何得名？曰纪念大圣僧伽也；大圣来自何时？曰唐代也；大圣来自何处？曰西域也；西域何地？曰不可考也；属华夏之内之外耶？曰不得而知也。
可想见者，唯荒漠沙原，依稀行脚。于是，大唐之大，中亚之远，佛教之盛，句容之幸，尽在一塔也。
此塔初为木构，宋改砖塔。虽代有修缮，终无奈老去。八十年前被焚，四十年前被拆。五年前发心重建，捐献者六十餘万。可见古塔于民，远且近矣；众目所盼，殷且诚矣。此塔之建，如海航升桅，句容明日，大可期矣。
余秋雨 金钟楼碑记
一座城市若想由繁华上升到诗境，一靠景致，二靠故事。景致是空间之诗，故事是时间之诗。时间之诗未必尽是历史，仲马和雨果在巴黎已创佳例。
上海缺少时间之诗，却也有一些传说值得珍惜。相传距今一千七百金钟楼碑餘年，正是三国赤乌年间，一位高僧建成静安寺后又执杖东行，发现一殊胜之地，即谓之“流金地缘”，便建一钟楼曰金钟楼。其时此处濒临海滩，钟声楼影日夜呼应，渔火明灭、船楫隐约，直至毁于南宋战乱。
不知又过多少岁月，有一道人飘然云游至此，惊叹风水之奇曰：“纵使八仙共勘，亦非此莫属。”于是此处便有八仙桥，车水马龙成通衢，直至一九一四年坍塌。
毕竟，楼可摧而难夺地气，桥能塌而无改天意。既得佛道两家先后点化，此地早已称盛天下。当代上海企业家领悟其间玄机，合力重铸金钟，再造钟楼，为今日闹市留一峭拔老梦。此后匆匆行人若在摩肩接踵间听到天宇中传来堂皇钟鸣，应稍稍停步。因为这便是时间之诗，这便是城市之魂。
余秋雨 庄子《逍遥游》
余秋雨 苏轼《赤壁赋》
征 订 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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