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书生随感：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知也无涯楼读书群作业）-慧远书香
冯天魁
知也无涯楼是友人创建之读书群，群内诸友最初通过新浪博客结识，后来相互介绍其他朋友，才有读书群之创建。交流形式与时偕行，最初是OICQ群，如今已变成微信群。前者如今基本处于冰封状态，不过六年前很活跃，群友之间互相出题，最频繁时每月会有一期活动，大家自主参与，提交一篇作业。当时我还没有升级（慧远同学出生于二〇一三年，思齐同学出生于二〇一六年），读书时间相对较多，偶尔还会写写感受，所以参与几次活动，此文即是一篇作业，二〇一二年八月廿七日发于新浪博客。今日搜索资料，忽然看到此文，心有所感，准备转发于微信公众号，希望结识更多同道书友。简单浏览一过，未曾仔细校对，估计还有错字，下次有空再改。蠲戏书生，二〇一八年九月四日记
书生随感：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
“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其实这一命题我已稍作更改（算第一处偷换概念）。所谓“未读过”者，或“此前未曾读”（目前未曾读过，今后可能接触），或“今后不可得而读”（若非天大机缘，此生恐难如愿）。另有一种情况，则是少时苦求不得，成年以后方才完成夙愿，当然也有一些作品，至今苦求不得，但我不想写这些书，只想记录若干目前确未读过之书。不过对于“书”字仍须稍作解释（算第二次偷换概念），我此文中所指之“书”，或指单本图书，或指某部丛书（丛书又分大小，其中有些只想一窥原貌，未必有通读之兴趣），或指图书版本。总体而言，过去一个月内反复思量“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这一问题，先后弹出几条信息，分别如下（如此排列只为方便，不分高下）：第一，复性书院学生论文集《吹万集》（应该还能借阅）；第二，马一浮先生早年手稿《六艺论》（只有变通处理）；第三，复性书院选刻古籍（此就版本而言）；第四，夫子所定五经原文（此生不再指望）；第五，钱穆先生手稿《清儒学案》（或有一线生机）；第六，中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留有一丝希望）。我与这些“书”之因缘，或者为何我将它们纳入“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目录，详情见后。
第一：复性书院学生论文集《吹万集》
自从十年之前（大二，即二〇〇二年），我开始读马一浮先生之文章，这些年来，所读内容日渐增多，相关义理日益精熟，年复一年，我对马先生之文章、学养、人格有一总体感觉，不妨借用颜子一番话来表达：“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一九三七年后，马先生因众缘凑合，开始公开讲学，至于此前讲学、论学经历，除相关传记、若干书札外，我并不甚了解。我对马先生讲学经历、内容之了解，主要集中于浙江大学与复性书院两个阶段。浙江大学阶段，我只熟读《泰和宜山会语》，读过当代学者几篇研究论文，其余所知不多。复性书院阶段，因我大学期间写过一篇读书札记（即《马一浮与复性书院之两难境地》），期间搜集若干资料，了解内容相对较多。这些年来，我已通读《复性书院讲录》，又反复涵咏《尔雅台答问》（包括正编、续编、补编、语录类编乃至其他相关文章，虽未通读所有资料，自信了解比较全面），故而印象深刻。我对马先生之教学方式有一总体印象，可用十六字来表述：“因病与药，随缘施设，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无论讲稿、批语还是开示、书札，无不如此（诗词、序跋相对比较自在，不在此列）。《尔雅台答问》中多次提到，如果学生文章质量可观，书院也会酌情选刊（木刻刊行，大概也会纳入复性书院丛书）。通过其他渠道，我也见过一条信息：当年复性书院学生所写论文（文章），曾有刻本流行，曰《吹万集》。此前我对马先生之生平琐事及马门弟子之文章义理，皆无多大兴趣，只愿反复涵咏马先生之文章，其余不复挂怀。不过最近两年因通读《尔雅台答问》（此前似乎从未通读《续编》），发现《续编》有不少内容是针对学生之课试文章或平日请益之语，《尔雅台答问续编新例》云：“批答札记中语……有非出原问不明者，录其原问。”虽说《续编》也录若干原文（课试文章、读书札记乃至请益问题），但毕竟是少数；其余问答，马先生偶尔会简要概述或者援引若干文字，毕竟不如通读原有文稿，然后对照马先生之答语，那样了解也更全面圆融，正如读《传习录》卷中，能在一篇之中，看到往返书信全文。为此，我对复性书院诸生之文章与札记忽然有极大之兴趣，很想了解一二。如《吹万集》确曾出版，大概尚有印本存世，大型图书馆内或有此书，今后有缘不妨借阅。
前段时间重温《续编》，摘录一篇内容，张德钧撰写“关洛学说先后”（似为读书札记，而非课试文章），马先生读后有五条批语（或者原本更多，《续编》摘出最紧要之五条，因为马先生也会纠正弟子、学生之文字，如文字错误、名相不当等），详情如下。
张德钧“关洛学说先后考”批语
朱子编《伊洛渊源录》，体例自合如此，安有以张、邵为附庸之意？《近思录跋》谓吕伯恭过寒泉精舍，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因共缀缉以为此编。周程张并称，岂有轩轾存乎其间？吕与叔作行状中语诚不能无失，伊川已斥之。龟山之言乃指关中后学欲自立门户之失，谓其源于程氏，亦谓二家本无异耳，安有惎之訾之之意？至撤去皋比一事，正是美谈，小事必咨，尤见横渠冲德，何故恶之而必以为诬邪？作者之意，盖欲为横渠雪屈，不知古人为学，孰非自得，师友往还即言语小异，其见得端的处绝不相违，绝无一毫人我胜劣、门庭盛衰之见。此只是旧来习气，以私意窥测，反成赃诬古人，不解作得如许张致，于横渠分上有何增益？于自己分上又有何交涉？要得亲见横渠，且将横渠现存之书细读，且莫作此闲计校，若令横渠见此，必将斥为俗气也！
程子言关中学者以今日观之，师死而遂倍之，却未见其人，只是更不复讲。吕与叔但是下语有过，亦不可谓遂倍其师。程子虽加严斥，若与叔果倍横渠，岂得居程子门下？
横渠语录云：“某比年所思虑事渐不可移动，岁年间只变得些文字，亦未可谓辞有巧拙。其实是有过，若是达者，其言自然别，宽而约，没病痛，圣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辞，辞不容易，只为到其间知得详，然后言得不错，譬之到长安，极有知到长安仔细者，然某近来思虑义理，大率亿度屡中可用。”横渠自说他得处，今观横渠《正蒙》文字直是精醇，而其不自肯如此，犹以为有过，未到宽而约，只以亿则屡中自居，何不体取此语！
又横渠云：某所以使学者学礼者，只为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习熟缠绕，譬之延蔓之物，解缠绕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苟能除去了一副当世习，便自然脱洒也。此正横渠吃紧为人处，今观贤所记，令横渠见之，或将诧为一副当习熟缠绕，正须学礼除去始得。要识横渠，须从此等处着实用力。
又程氏外书云：佛氏以天地万物为妄，何其陋也？张子厚所深闢者，此耳。横渠闢佛氏以山河大地为见病，程子正指此说。此横渠说道理大头脑处，至一切不用佛语，却未必然。如曰“洪钟无声，因叩故有声；圣人无知，因问故有知”“不以苟知为得，必以了悟为闻”，此独非佛语邪？先儒无不会禅，有时拈出，正为其语实好，若有意避去不用，亦是作意安排耳。但见处自是有别，亦莫向言语边讨。未到此田地，而轻欲格量，亦是盲人摸象耳！
以上五条批《关洛学说先后考》。
——节选自《尔雅台答问续编卷二·示张德钧》
第二：马一浮先生早年手稿《六艺论》
若说“马一浮先生早年手稿《六艺论》”，其实也不确切，在我心中，其实更渴望一读马先生之《六艺论》定稿。可惜机缘不足，马先生终于未能完成《六艺论》，最后只是通过《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与《尔雅台答问》乃至其他相应文章，将《六艺论》大纲留存于世。至于正式定稿，马先生则始终无暇（后来也是无心）为之。当然就义理本身论，《六艺论》之有无，也是不增不减、毫无影响。当然如果此书问世，则世人对马先生《六艺论》之了解也会更全面，或不至于胡乱批驳。马先生早年就博览群书，也曾摘出很多经典要义，在六艺论思想框架之下，积累不少素材，如果没有那场战争，马先生之藏书文稿依然完备，或者马先生能完成这部大著（当然，这样一来，或许也就失去浙江大学、复性书院两段讲学经历，也未必有《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与《尔雅台答问》，以及其他相关文章）。因此，我将马先生《六艺论》定稿纳入“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目录，其实就是一种幻想，聊以表露这番心思。
《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中，有几次提及《六艺论》（指《六艺论》著作，非六艺论要义，实则马先生讲学期间之讲稿、书札、文章，都从不同角度在阐述六艺论）：“将来作《六艺论》，辞当简约，不必引书，全自胸襟流出，已足取材。”“先生尝有意作《六艺论》《四学考》，日寇入侵，避乱转徙，史书荡析，喟然叹曰：后世有欲知某之为人者，求之吾诗足矣。”马先生六艺论大义，集中体现在《泰和宜山会语》中，其理论框架体现在《泰和会语》二至六讲：第二讲，楷定国学名义（国学者六艺之学也）；第三讲，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第四讲，论六艺统摄于一心；第五讲，论西来学术亦统摄于六艺；第六讲，举六艺明统类是始条理之事。当然，这是就狭义六艺论而言，若广义六艺论，则如前面所说，马先生讲学期间之所有讲稿、书札、文章，皆为六艺论之不同章节。
一般读者即便看过《泰和宜山会语》，若不接触《语录类编》相应内容（进而再读《复性书院讲录讲录》与《尔雅台答问》），可能了解不够翔实，领会不够深入。毕竟讲学之时，由于听讲之人水准不一，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随缘施设，不能称臆而谈。在师弟子交流之时，马先生可能（只是可能）会就了义层面讲说六艺论。如《马一浮先生语录类编》“六艺篇”中有一段话：“须知六经非是圣人撰造出来，而是人人自性所具之理，如非固有，圣人岂能取而与之？执言语、泥文字者每以典册为经，不知宇宙间本来有这些道理，盈天地间莫非经也。寒暑、昼夜，阴晴、朝暮，乃至一人之身，语默、呼吸，作息、行止，何莫非《易》，不必限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也。政事之得失，国家之治乱，人物之贤否，何莫非《书》，不必限于今古若干篇也。一切吟咏语言，虽有精粗美恶浅深之不同，何莫非《诗》，不必限于三百篇也；即如孺子《沧浪之歌》，信口而出，圣人闻之则声入心通，发为‘清斯濯缨，浊斯濯足’之义，岂非诗教？顾《沧浪之歌》又何尝在三百篇之内耶？拘泥文字、寻行数墨者流何尝知六艺外别有一部没字真经耶？但此文为一般人言之，自必惊怖其说，以为茫无端涯。此是了义教，不可为初学说法，遽为说此，便束书不观矣。”
第三：复性书院选刻古籍
马一浮先生历来很注重古籍校勘，对于重要典籍，他在完成校勘之后，往往自己印行，赠与知交好友。复性书院讲学时期，马先生对刻书就很看重；后来书院辍讲，寓讲学于刻书之中，其实仍与马先生原先之立场相合。讲学、校书、刻书都是一种传承，都有益于弘扬传统文化，在抗战期间刻书尤其有现实意义，马先生谓：“战后文物凋零，书籍难得，刻书自是当务之急。”马先生曾对弟子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转引自《马一浮评传》）马先生曾亲自起草《复性书院拟刻诸书简目四种》（另有《诸子会归》，讲学期间也拟刊刻，共一百十四家六百二十七卷），准备先刻诸书：《群经统类》四十二种，《儒林典要》三十六种，《文苑菁英》二十种，《政典先河》十六种。可惜战乱期间物价沸腾，最后因为经费不足，只完成《儒林典要》与《群经统类》各若干种。《儒林典要》已刻书目：《太极图说述解》《通书述解》《西铭述解》各一卷，《正蒙注》二卷，《上蔡语录》三卷，《延平答问》一卷，《知言》六卷，《明本释》三卷，《圣传论》一卷，《公是弟子记》二卷，以上为第一辑；其后刻成《先圣大训》《慈湖家记》《盱坛直诠》及《朱子读书法》，为第二辑（不知四种之外有无他书，据《马一浮评传》录入）。《群经统类》已刻书目：《春秋胡氏传》《系辞精义》《苏氏诗集传》《严氏诗辑》《大学纂疏》《中庸纂疏》《论语纂疏》《孟子纂疏》《易学滥觞》《春秋师说》《毛诗经筵讲义》（不知上述诸书之外，尚无其他刻本印行，此处据《马一浮评传》录入）。
马先生选刻之古籍，一般都是他曾熟读并精通版本流传过程者，如果原书就有精彩序文，马先生会原封不动刻录（校对不计），如果没有合适序文，马先生会亲自撰写一篇。马先生为丛书单本所撰序文计有：《〈圣传论〉序》（1942）、《重刊〈盱坛直诠〉序》（1942）、《重刊〈周易系辞精义〉序》（1944）。此外，对于丛书马先生也撰有序言，如《〈儒林典要〉序》（1940）。我将这套古籍刻本纳入“我最期待而未读过之书”目录，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就马先生拟定待刻书目而论，我希望自己能通读这些作品，不计版本（不必苛求书院刻本，只看内容即可）；其二，则就复性书院已刻诸书而论，我希望有缘能通读复性书院所有刻本。我之选择复性书院刻本，原因有三：其一，马先生所选、所校之版本，我个人是比较信服（选目不论，前面已有表示）；其二，复性书院刻本比较精美，就目前所见影印本而言，我就比较喜欢，原版必然更有古风；其三，马先生为不少刻本撰写序文，先读序文，再读全书内容，必然更有感觉（后来排印版本，编校人员未必有此识见，可以收入马先生之序文，如《护生画集》新印本往往取消马先生之序文，便是一例）。徐复观先生曾如此评价马先生之《答问》《讲录》：“马先生所说的，都是扣紧中国文化精神纯真的本质及全相以立论，把中国文化精神从历史的夹杂与拘限中超脱出来，因而使读者能与其本来应有的面目照面，所以他所说的每字每句皆有其真切不移的意义。读者若能虚心体玩，深资自得，再由此而读古人典籍，便有明镜在心、左右逢源之乐；此时更可将许多捕风捉影、饾饤悍蔽之言一举扫尽，岂非天下一大快事！”其实不止《答问》《讲录》，《会语》乃至其他书札、序跋也是如此。
第四：夫子所定五经原文
子澄大哥在作业中曾说，现在科技发达，任何图书都能找到，所以认为出题不太妥当（大致意思）。但是在我看来，仍有很多作品，任凭科技如何发达，也难令其重现于世，只能等待机缘（一线生机、一丝希望）。我当日听到作业题，脑中最初冒出之书便是夫子所定五经原文。关于五经原文，因为种种历史条件导致经书文本存在若干问题，导致后世诸多争议，纷纷扰扰，千年不息。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大概也是空想）：如有一日，能够出土夫子所定五经原文，即便那时古文无法全部识别（大概条件已经成熟，识别或者并不困难），也能弥补多少人之遗憾。其实，若遵循马先生之读书法，就义理论，后世所见经典亦已具足，今引马先生两段话（就义理层面看，不必拘泥其他细节），如下所示——
《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法》：“‘文’所以显‘道’，事之见于书者皆‘文’也，故六艺之文同谓之‘书’。以常道言则谓之‘经’，以立教言则谓之‘艺’，以显道言则谓之‘文’，以竹帛言则谓之‘书’。……孔子删后之《书》，决无不可信者，群经以此类推，为其以义理为主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是孔子之读书法。今人动言创作、动言疑古，岂其圣于孔子乎？不信六经，更信何书？不信孔子，更信何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无矣夫。’此是考据谨严态度。今人治考古学者，往往依据新出土之古物，如殷墟甲骨、汉简之类，矜为创获，以此推论古制，单文孤证，岂谓足征？即令有当，何堪自诩？”
《尔雅台答问·答池君》：“今古文之分乃是说经家异义，于本经无与。今文出口授，古文出壁中，偶有异文，非关宏旨。如《易》用费氏、《诗》用毛氏，必曰京、孟、梁丘、齐、鲁、韩过于费、毛，其义亦不具。《论语》今用张侯本，传《鲁论》而兼齐说，《古论》与《鲁论》同，无《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义亦无阙。今古文更不可分，《周礼》决非刘歆所能造，《古文尚书》亦非梅赜所能伪，即出纂辑亦必有依据，此以义断之而可知也。《春秋》左氏、公羊义最硕异，然本经异文亦不多见。故必以经为主而后今古文之见可泯也。大抵今文多为博士之学，古文多为经师之学。家法者，即《汉志》所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刘歆所谓‘党同门妬道真’也，失在专锢。古文后出，不立学官，于是乃有经师之学。然今文家亦有精处，古文家亦有驳处，当观其通，不可偏执。如郑君今古文并用，或疑其坏家法，然郑君实通博可宗，非博士所及也。今文家如董生，实为醇儒，亦不同博士之陋。清代经学家今古文各立门户，多不免以胜心私见出之，著述虽多，往往乖于义理。……总之，六经皆因事显义，治经当以义为主，求其当于义而已，不必硁硁于今古文之别。”
第五、钱穆先生手稿《清儒学案》
晚清以来知名学者，就我个人感受而言，我最敬重者当属马一浮先生，而最喜欢者则为钱宾四先生。钱先生之著作，今后准备通读全集，目前所得诸书，版本不太理想，好在有电子书，慢慢品味便是。若有机会，也不妨购得一套九州版全集，或能有意外之收获。不过，在钱先生所有作品之中，我唯独对《清儒学案》念念不忘。只因此稿并未出版，就已遗落长江，实在令人扼腕！前面曾提到马先生之《六艺论》手稿，现在又有钱先生之《清儒学案》，这场战争，不说其他，仅就中国学术界之损失，就已不可估量，可叹！对晚明至民国这一时段之学术思想史，无论学案体还是学术史著作，我曾通读之书为数很少：梁任公之《清代学术概论》与《近三百年学术史》曾经读过，感觉有些隔阂；而钱先生之《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今仍未开卷，惭愧之极！不过钱先生之《清儒学案》，较《近三百年学术史》必然更为精彩、更为翔实，如此巨著竟然葬身水底，真是学术界之绝大损失！所以我仍怀有一线念想：也许后来有人打捞江底物件，已将这些箱子捞起，天可怜见，当年钱先生遗落江中之书稿，依然存在于天壤间，只是由于形势限制，至今未能露面。至于此书大致情况，可以参看《师友杂忆》相应文字（据钱先生文中介绍，尚存一篇序目，可以窥见一斑）。
钱先生《师友杂忆》曰：“前在重庆，蒋委员长有意提倡宋明理学家言，命国立编译馆主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之简编，宋元明三朝即就黄、全两学案删节，惟有清一代，唐鉴所编未及其全，势当另有编造，乃以此事嘱余。余返成都，因此书有时限，篇幅字数亦有限，又不愿草率从事，日夜尽力，专为此一书撰稿。立意先读诸家集，读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纱摘。即前撰《近三百年学术史》，凡所述及，如亭林、梨洲诸人，亦必重阅其集，另加编撰，以求全书体裁之一致。适新识友人彭云生，川人中治理学有名，方有西安之行。余特恳其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彭君访求特勤，待其一月归，共得二十种左右，清代关学首尾网罗略尽，并多外间颇少流布者。故余书对关学一部分最所详备，尤于李二曲一集，精读勤思，采其言行，为撰一新年谱，而二曲一生精神为之活跃纸上，自谓为诸学案开一未有先例，亦余此书中最所惬心之一篇。又江西宁都七子，成都四川省立图书馆皆藏有其书。余遍加阅览，择其相互讨论有关中庸未发已发一问题者，条贯叙述，亦为余此书中惬意之一部分。全书共约四五十万字，字字皆亲手钞写。以当时生活清苦，未能觅人另誊一副本，径以原稿寄国立编译馆。明年，又去重庆复兴岗，蒋委员长面问此书已完成否，乃知编译馆于宋元明三稿皆未收得，拟俟全稿齐，始依次排印，委员长又亲加催促，但至抗战末期，此稿始在排印中，则已胜利还都矣。余之《清儒学案》一编尚未付排，全稿装箱，由江轮运返南京。不期装船头诸箱有堕落江中者，余稿适亦在内，竟未及捞取。余之此稿遂藏之长江水底，终饱江鱼之腹矣。所幸有序目一篇，已在该稿寄编译馆前，由四川省立图书馆之该馆所编图书季刊中，犹可知此稿各分目之大概耳。余后始读徐世昌所编之《清儒学案》一书，意欲重自撰写，则已无此精力与兴趣矣。”
第六、中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
前面所述复性书院刻本为小丛书，此条所说之《开宝藏》则为规模浩大、卷帙繁多之佛教大藏经。《开宝藏》作为中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其历史意义与文献价值不必多说。我因工作关系对佛教大藏经版本流传稍有了解，又向大藏经版本研究专家请教过若干问题，也曾看过《开宝藏》之照片，及以《开宝藏》为底本覆刻之《高丽藏》与《赵城藏》，对其卷轴、版式、字样也有基本印象。我很喜欢《开宝藏》之经卷，虽然不懂书法，不过因为是官版大藏经，刻字非常讲究，不仅字迹清晰、字形优美，而且字号较大，方便诵读。总体而言，确实非常经典（纯就版式而论）。《开宝藏》初版于太宗开宝年间完成，其后经过数次增补，北宋末期正式定型，汉文佛经之大规模翻译直至北宋末年方才告一段落，《开宝藏》最终定本之完成，可谓将此前中土翻译之经论以及相关论著悉数收入，因此在宋元版大藏经中，《开宝藏》之卷数与收经总数都居第一位。不过目前存世之《开宝藏》却只有十余卷，与最终版七千卷之规模相比，实在过于寒碜。当年《开宝藏》初版完成后，赵宋王室具体印行过多少部，不知有无确切记载，不过印行之后曾赠送给不同国家（契丹、高丽等国皆曾获得一套，《契丹藏》《高丽藏》皆以《开宝藏》为底本，当然刻录之时，具体有所调整），也许还曾赠送当朝重臣、当世高僧、知名道场。如果确实如此，或者还有一两部收藏于不知名之地点，也许今后有重见天日之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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