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习近平的七年知青生活-马桥子关工平台
冯天魁
艰苦磨炼：“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 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二）
苦干实干：“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来源：学习时报
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人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那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 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水，用水把土冲到山下，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坠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5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店，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店，还搞河桥治理，打了5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梁玉明《“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
刚开始时，我和近平一块在基建队打坝、修梯田。我在坡上挖土的时候，看见近平用架子车拉土，他干活非常卖力。砸夯是很累的体力活，四个人用石头拽着石头夯的四个犄角，中间一个人扶着把，往下砸。近平打坝时，我就在半山上掏土。虽然打坝很辛苦，但一场大雨就可能把打好的坝冲垮，我们只好反复地打坝。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每天早晨起得太早了，鸡一叫就要起来，那时候天还不亮，我们就一担一担地把猪粪、羊粪、牛粪往山上送。我们那时候挑担子都不会换肩，实在累得不行了就把担子放在那儿，歇口气再重新挑起来。
——赵华安、张春富《“近平很喜欢读书学习，也喜欢写东西”》
当时包括近平在内的北京知青都是些城市娃娃，种地、锄地这类的活儿都不太会干。我们本地的娃娃干起农活来，比他们强一点，但是我们跟村里的农民比起来还差得远。
所以那时候，根据实际情况，村里就组织我们这些不擅长耕种的娃娃成立了一个基建队，这个基建队主要就是在山沟里边打坝，在山上修梯田，不干庄稼活。陕北山多地少，修建坝田和梯田能增加很多土地面积，能多打粮食。近平干活很卖力气，肯吃苦。
他虽然在劳动技巧上和我们农民有差距，但他一点儿都不惜力，甚至比我们干活还拼命。比如打坝，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掘机、打夯机全都没有，都靠人力把一层层的土铺好，再用很沉重的夯石把松软的土砸得紧密起来，这是强度非常高的体力劳动。那时候基本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近平也没有手套，他直接用手抓住夯石的绳子，再用全身力气往下砸黄土，一天的功夫，他的手掌上磨得全都是水泡，第二天再干活，水泡就磨破了，开始流血。但是不管多累多苦，近平能一直拼命干，从来不“撒尖儿”（延川方言，本意是“耍奸儿”，即偷奸耍滑，偷懒）。
——王宪平《“近平是靠自己踏踏实实干出来的”》
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店。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70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店办起来了。这个代销店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在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20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店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店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工分，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店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店、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他真正发自内心地想要带领村民改变梁家河的面貌。
近平给中国农业科学院某个研究所写过信，希望他们在粮种、菜种方面给予一些帮助。农科院的人还真不错，给寄来一大包蔬菜种子，有西红柿、黄瓜、小油菜。近平收到种子后，专门拨出一块地来试验种植。那些菜产量还可以，村里人分过几次，大家都吃得很好。
近平了解种子的重要性，是因为他刚到梁家河的时候，大队书记梁玉明曾安排他到县里制种站去学习良种培育工作。制种站把种子培育好，再分配到公社，送到大队。近平对这项工作很认真、很投入，积极学习育种知识，还用一个小本子做笔记。他回到窑洞里，还饶有兴致地给我讲有关制种的知识，父系1号、子一代、子二代之间的关系，杂交为什么会有杂交优势，等等。近平对这些知识非常感兴趣，所以他给我讲得很详细，也讲得津津有味。
近平带领村里人打井，这件事情我是从头到尾都见证了的。那个时候有句口号是：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陕北地区，川面上的水浇地田，一般情况下产量都比较高，打的粮食质量也比较好。但是灌溉需要足够的水源，靠下雨是不行的，陕北干旱少雨，而且雨水一来，很快就流走了，所以必须有持续不断的水源。怎么才能找到水源呢？近平当了村支书以后，经过调查，知道前队的某个位置过去有个泉眼，曾经往外渗水，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泉眼还藏在泥土中，可以挖出来。后来经过详细调查，找到了过去给泉眼定位的一个标志。1974年初春，近平那时候刚当村支书不久，他把整个基建队全都调上去挖这口井。当时近平、武玉华、梁玉明，还有我，都在打井的第一线。我们往下挖，越挖坑越大，越挖土越湿，但是达到一定深度，铲子就很难施展开了，于是我们就在外面搭了一个井架，上了滑轮，近平跳下去继续挖，他挖一阵儿，我们也轮着下去替他。那时候天气很冷，我们当时都穿着棉衣，棉衣上面弄得全都是泥，上面还不断往下掉土，弄得我们头上也都是泥。经过努力，水源终于找到了，有一个胳膊粗细的泉眼，往外流水。水出来之后，我们要把水留起来，就要在这个位置打一个小坝。那时候天气很冷，冰和土冻在一起，如果冰压在土底下，过段时间天气转暖后，冰一融化就会把坝渗穿，所以我们必须用老或镐头把这些冰土混合物挖掉。基建队的婆姨和娃娃比较多，男壮劳力就只有我们几个，那时候天很冷，基建队社员站在边上，怕踩在冰水里冻脚，就不往下走。近平就率先跳到冰面上，用老和镐头使劲地一下一下挖。武玉华是个挺豪爽的人，也善于做动员工作，他朝大家喊：“你们看，习书记都已经下去了！他是外面大地方来的知青，都这么能吃苦！我们给自己家里修坝，咋能不出力呢！”武玉华喊罢，也跳了下去，和近平一起挖。这时候，大家也都被带动了起来，下去用力挖，把残冰清理出去。
这口井打成以后，不但解决了前队社员吃水的问题，水量也足够浇地用，生产和生活都顶上用了。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在建设沼气池过程中，习近平既是指挥员又是技术员，遇到的困难都由他来解决。在那个年代，建筑材料的质量、施工精度，都和现在有很大差距。新建的沼气池因为有裂缝，沼水从裂缝渗入地下，就不能和粪便这些原料产生化学反应，也就无法产生沼气。为了维修沼气池，习近平带领几个青年，把沼气池里面的水、粪便，全部挖出来，然后下到沼气池里，打着手电筒找裂缝，用水把裂缝冲洗干净，再用水泥仔细地修补。在炎热的夏天，沼气池里臭不可闻、一片漆黑，憋得人喘不过气来。这种又脏又累的活计，恐怕许多人是不愿意去干的。
排除了这些故障，沼气池很快就可以正常产气了。1974年7月中旬，沼气池顺利点火，梁家河亮起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一举打破了“沼气不过秦岭”的谬言。当时，整个延川县都轰动了。对于当地山区的农民来说，切实感受到了建沼气池的好处，纷纷到这里来“取经”。一时间，梁家河这口沼气池，变成了沼气宣传站，从早到晚挤满了从其他村赶来看稀罕的人。习近平和参加建池的几位同志，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介绍沼气制取的办法和利用沼气的好处。每天都不厌其烦地给参观的群众示范沼气使用的方法——把沼气灯的开关一扭，划根火柴一点，灯泡的光芒比60瓦的电灯还明亮。把灶膛里的沼气点燃，蓝色的火苗呼呼地烧着锅底，那火很“硬”，几分钟工夫，半锅凉水就“咕嘟咕嘟”地烧开了。
——曹谷溪《“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陕北农村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没有电，农民一天的生活就是早上太阳出来了就上山劳动，太阳落山就回家，成天都在劳动，但是生产效率却很低下，一年到头累死累活，一亩地却打不了多少粮食。这个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均衡，整个延安都没有什么副业，一切就是靠种庄稼。农民的生活基本都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家庭能吃上饭，更多的是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七八个娃娃，就吃不上饭，就靠吃山上的野菜度日。
对我们这些山里长大的娃娃来说，从小就在这小山村里生活，在窑洞里面住，出了窑洞，面对的就是黄土山，一抬头就只能看到山中间这么一点蓝天，这就是我们的世界，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应。但是近平他们从北京来，到这穷山僻壤的小山沟，在这里过陕北农民的艰苦生活，必须面对和接受这个现实，在这里生活下去。
春天，近平跟我们社员一样，用挑子挑着羊粪和牛粪往山上送。知青不习惯爬山，爬得高了，有时候重心不稳，粪就从粪筐子里洒出来。送粪的工作完成后，就是耕地、整地、播种。苗长出来了，主要的事就是锄地、追肥。地种不好，秋天就没有收成，就没有粮食吃，就会饿肚子，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社员和知青们都是一起锄地。一开始他们把草和苗分不开，我们是当地的娃娃都懂得。我们跟他们说一下，他们就学会了。别看他们没干过农活，他们有文化，理解能力强，所以学得确实快。
锄地都是在春夏，天气很热，队长要求大家加紧时间干活，不让我们休息。我想偷懒，就以解手为借口，跑到沟里，休息三四分钟、五六分钟，队长不叫，我就不回去。我确实受不了那种苦，又饿又渴又晒，有时候觉得实在干不下去了。但是近平就一直坚持，从来没见过他偷懒。
收获的季节，我们一起去割麦子。我们到山上的耕地有五里地的距离，回来的时候社员和知青都是一人担一担。我们集体喂的牛和驴，饲养这些牲灵，需要用铡刀把草铡碎了喂给它们吃，知青不会铡草，不太容易掌握铡刀的技巧，铡刀压到一半就压不动了，后来慢慢掌握技巧，一刀就可以铡到底。
虽然我是个农村娃，但是因为我年纪小，个子小，力气小，这些劳动对我也是很大的挑战。我一开始挣6分工，后来逐渐提高，但也没挣到过10分工。近平个子高，力气大，干活越来越熟练。我印象中，1969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近平还是一个比较稳重的普通知青，一开始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劳动。但是经过一两年以后，近平就成了一个非常棒的壮劳力，基本上每天都能挣10分工。他不仅在劳动方面非常拔尖，而且逐渐和社员们在思想、语言上打成一片。谁家有困难，他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帮助。
——武晖《“近平既一心为民办事又善于为民办事”》
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石春阳《“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