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魁于凤至：我和汉卿的一生-历史报
冯天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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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我与汉卿的一生：张学良结发夫人张于凤至回忆录》，团结出版社，2007年1月（有删节）
1990年3月20日下午5时半，美国洛杉矶，93岁的于凤至无限依恋地闭上双眼。葬礼结束后，子女们遵照母亲“虽不同生，但要死后同穴”的遗嘱，亲自在于凤至的墓隅掘土造一空穴，以留给他——于凤至心中永远的丈夫。
我的年龄和身体已是有早上无晚上的风烛残年了。汉卿自由无望，我要遵照汉卿临别时的嘱咐，将西安事变的几项实情说明，向历史负责。我也要说说我和汉卿的一生，以及我们两人分离时的相议、相约、相许。
缘定终身生死不渝
少女时代于凤至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汉卿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订了亲，我和他是姻缘啊!
汉卿是按照大帅的安排，在部队里学习、锻炼、成长的。他很努力求进，一直南征北战不停，这种军队生活和他所受的教育，养成了他的性格。他成了军队的首领，但他爱国、爱乡、爱老百姓。他满怀正义，鄙视各地军阀，他要救国救民。对他父亲的进军中原，他一直反对，他要中国统一、强大，把日本、俄国赶出中国东北，
我是在家务之外，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我要补充自己的知识，好有助汉卿。我们两人互相勉励，有事共同商量。婚后生活美满，孩子们陆续诞生，我们两人充满了幸福，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美好的时光。
西安事变 囚禁度日屈辱泪难干
西安事变发生了。汉卿看到日本已步步入侵，国家面临危亡，但中国仍在内战。为了制止内战，汉卿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发动了这场改变国家局势的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终于促成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达到了他衷心的愿望。
汉卿为了完成这任务，保护蒋先生安全地离开西安，陪同蒋先生去了南京，也从此失去了自由。当时我身在英国，在这关系汉卿一生自由的关键时刻，我不在他身旁，我一生痛悔的事，就是没有阻止他陪送蒋先生去南京，真是一错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啊!
于凤至（中）
西安事变乍起，我在英国立即去电报给汉卿，要他一定保护蒋先生的安全和释放蒋先生以及他的随同人员。因为中国的局势很明显，蒋先生和中央政府是国家的主要力量和全国的中心，这是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依靠和希望。这事不要宋美龄说，我是立即去了电报。
蒋先生是坚持先安内后攘外，一心想消灭共产党。汉卿是要全国一致抗日，先攘外后安内。他向蒋先生提出停止内战，统一抗日，在蒋先生的坚决拒绝下，汉卿无奈才举行了兵谏。
在兵谏中，他始终对蒋先生保持十分尊敬并且加以保护。他恳切请求蒋先生采纳他们提出的救国的几项主张，当蒋先生在听取汉卿、杨虎城以及共产党周恩来这三方面的说明，以及了解情况后，终于顺应了全国的民意，同意停止内战，全国团结抗日。在事变过程中，蒋先生受了一定的委屈，但是也使他成为全国人民的领袖。
汉卿抵达南京，开始住在宋子文寓所。蒋先生不顾诺言以军法审判，扣押汉卿，并判刑十年。随后又明令特赦，改为严加管束，但违法地关押了他一生。
我在英国安排子女就学中，西安事变起，即做回国准备，知汉卿已被关押，我立即赶回。到上海后，宋美龄、孔祥熙二人迎接我，情意感人，问我准备如何安排。我说：汉卿身陷囚禁，所受打击太大，需要我的支持、劝解、安慰，帮他渡过这一关。他有不测，我当陪同赴黄泉为伴。说时，我心激动难忍泪下。宋美龄听闻热泪盈眶，劝我不要着急，她当尽全力保护汉卿，叮嘱我保重身体，才能帮助汉卿。孔祥熙说：汉卿不应该如此贸然来南京，事变中很多人受到伤害都蓄意报复，是否释放汉卿要看今后形势发展。他的辞色恳切。这时汉卿已由宋子文寓所转孔祥熙寓所，后又随即转押到了蒋先生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的一个庙内了。我赶到时，他见我后拥我泣下，两人只有相对泣视，一切尽在不言中。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承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为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的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人，对得起大帅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于凤至（右） 赵一狄（左）
“七七”抗战爆发了，汉卿知道后很兴奋，他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上书蒋先生，请求派他去前线。他一定死在前线报国。但是如石沉大海，得不到回讯。这对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说：他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他一生的心愿——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不能实现了。
日军逼近奉化时，我们俩被押送到黄山。稍停，被转押到江西省萍乡。一路上道路崎岖，我们坐着破旧的汽车赶路。十分颠簸和不得休息，两人身体都有不适和病况。囚禁地点和途经道路都选择偏僻荒野。
在萍乡略停之后，又被押送到湖南郴州的苏仙岭山顶的庙内幽禁。在此停留时间较长，身体得以恢复。1939年夏转押到湖南沅陵凤凰山上的庙内。
1939年尾，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市，途中更为辛苦。贵州地形起伏不平，气候潮湿，被囚禁在修文的阳明洞，生活待遇日益恶劣。
生离死别，汉卿和我相议、相约、相许
1940年春，我病了。经送院，检查出患了乳癌，好似晴天霹雳打击我俩的心。对之，我们商量。汉卿沉痛地说：我们怎么办!?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老天爷不饿死瞎麻雀。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保存我们的骨肉，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忘恩负义，背弃诺言，他是一定要编造这段历史，他们一伙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努力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我说：我一定不死。老天爷会可怜你的为国尽忠，你受到如此虐待，历史一定会给你公道，我记住你说的一切，一定完成你的嘱托，把一切事情公之于世，我求老天让我看到你自由再死。
在决定我不回来之后，我说：如果宋美龄帮助我出去，你一个人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我也请求宋美龄帮助让赵四来服侍你。汉卿思考后说：这向宋美龄说说吧，但是，现在是由戴笠来决定了，戴笠能找到她，并且能决定她来不来。戴如果认为赵四不能控制，会趁你离开的机会，派一个女的来照料我。我在讲武堂和入伍后一个时期，自己也照料得了自己，你不要惦念。
宋美龄得到特务送的信，立即伸出救援之手，对我的要求都一一办到了。赵四也将要来到修文。孔祥熙夫妇也转达他们的惦念，嘱我到美国后，有什么需要时，找他们帮助解决，这情意使我和汉卿十分感动。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
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海外的生活，让他们扎根海外，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我说：蒋介石是要靠美国的，我在美国营救你来美国取得自由。汉卿说：这是唯一可能了，但是恐怕不成，蒋是不肯放过我的，我没有死之前，虽然因为宋美龄，对你不会下毒手，但也不会放过你，你要警惕啊!汉卿特别嘱咐：任何人，即使他是亲友故旧，乃至家人，凡是认为我是有罪的，这人就是敌人，甚至是特务，要永远记住这一点，去分辨人。要清醒啊!汉卿说：公道自在人心，你在国外也会有很多人帮助你。
中年于凤至
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决不自杀，尽一切可能委曲求全去应付蒋一伙，保全自己以求得到自由。汉卿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说：如果有一天，说他认罪了，那就是蒋一伙伪造的。不要相信并且要揭穿它。汉卿说：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但是戴笠让她来，就是说明戴能控制她，对这点我们要清醒。我们互相要求、互相许诺要努力争取他自由，一同回故乡。
海外余生，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旧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是残害忠良。一位西安来的李老先生，在女儿的陪同下来看我，他说西安、西北的老百姓都为汉卿的处境惦念，都要为争取汉卿的自由，和蒋介石政权斗争到底；说双卿为救国所做的事，老百姓都感念在心。临走时留下一百元，请我代买些食品转送给汉卿，我不收，他边擦眼泪边道别，留下钱而去。他的女儿叫李玉华，说夫人不收，我父亲会难过，强留下了，我十分感动。我想到汉卿所言，人间自有正义，会有很多很多人伸手帮助我，我边想边泣，不能自己。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适合，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
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惟有痛哭。
按照临别相议，我在美国不断地找议员、律师及侨领们，请他们相助向蒋政权要求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我活的目的是为汉卿获得自由，我时时激励我自己为此奋斗。我忘记了病，我没有想到我在异国他乡孤身一人，已经不理会人间的冷酷，我不知觉岁月如何得以流逝。一年一年过去了。1946年汉卿被押解到台湾。这时抗战已经胜利，蒋介石竟仍然囚禁汉卿。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我日夜担心。后来，汉卿告诉我，他险乎遇难，总算又渡过了这一劫。
1948年宋美龄告知，她将去台湾，路经旧金山，可以给汉卿带些东西。我买了一些衣服、用品给汉卿和赵四，并买了一大把派克笔，赶去旧金山相会。宋美龄安慰我，不要急，慢慢想办法。我说烦你带去这么多的笔，是为汉卿送给看守他的人，这些兵大多对汉卿很好，只有少数特务虐待汉卿。她听后紧紧抱住我，二人沉痛无言。在蒋一伙之下她有心无力，只能尽力保护汉卿的生命而已。
1964年台湾市面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遂即被查封。友人来问我究竟，我说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必然出现的事，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
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是正确的，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以前很多文字是秘书写的，赵四没有在学校念过什么书，也从来没有认真自修学习，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在日益高涨的舆论谴责下，尤其美国一些学者、议员对台湾的指责，蒋介石一伙看到如果死不释放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违反了人权，违反了法律，为世界所不容，于是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夫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
我留美国是汉卿所主张的，用我和孩子们在美国，要求他来美国团聚为理由，达到汉卿获得自由的目的。为了此事，某某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关系疏远平时没什么联系的人，在登门访我时竞开门见山地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恃来美国的。我问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我问他：那么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然后回答说：不是，是他知道这事根本上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并感激政府，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他见我不为所动，说出了：这是你闹的，政府对汉卿这样管束已是很宽大了；任何时候、任何办法，汉卿如果擅自行动想离开，离开之时，就是他死亡之时。更说：你不懂这些，赵四懂；赵四说汉卿确实罪大，政府很恩典他了；你不签字政府也有办法，决不让他来美国去大陆的，他自我说明了他的工作和任务了。现在汉卿的自由成了他和赵四谋取他们私利的资本了。人啊!警惕啊!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汉卿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自由，汉卿是笼中的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个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和我每年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贺卡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仍如此。知道台湾蒋家政权的人都没有把这场戏当真。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借此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我不屈服。我继续为汉卿的自由向社会、向美国政界人士呼吁，要求蒋政权给汉卿自由。
我不孤独，很多很多识与不识的学者、侨领以及和东北有关的人士，纷纷地、不断地出来谴责蒋政权如此违法囚禁汉卿的罪行，要求给汉卿自由。
张捷迁院士和汉卿没有什么私人关系，但他却主持正义挺身而出，向台湾政府提出给汉卿自由，要求汉卿以东北大学前校长的身份来美访问。为此，张院士特远道来洛杉矶，联系此地的东北同乡会，为汉卿此行筹款，以备万一台湾当局允准时，来美国使用。东北同乡会几个负责人告诉我这讯息，我当即嘱告，要向张院士表示，款无问题，一切可由东北同乡会出面负责，我会提供所需。公道在人心，张院士如此古道热肠，不避危难，感我至深。
中国政府派郭维城等人来洛杉矶，邀我回国定居。我在病床上伸手握住郭维城的手说：“亲人来了，我要回去，”郭维城是当年汉卿的秘书，和我相识，异域重逢，想到汉卿现在情况，都泪不能止。
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成露西教授受日本学者的委托，来信问我在“九一八”时，蒋介石有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的手令，以及我是否保存了这手令。当时在张学良左右的人士，不止一人提出有此手令，还在中国发表了此事。我回答他：“根本无此事。”历史就是历史，要尊重事实。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1989年2月1日后记